余华长篇小说 《文城》即将于3月初上市。

王安忆长篇《一把刀，千个字》首发于《收获》杂志。

陈彦“舞台三部曲”之《喜剧》将推出单行本。

梁晓声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 

新春伊始，文学界一条重磅消息引人关注：写《活着》的余华回来了，携最新长篇小说《文城》回归，这距离他上一部长篇作品问世已经过去了8年。新书虽3月初才正式上市，但各路读者翘首以盼的消息已刷屏朋友圈。

记者从多方获悉，一批知名作家集体发力，在今年推出各自新作。爆款剧《装台》原著作者陈彦将出版“舞台三部曲”的第三部 《喜剧》，书写戏里戏外的悲欢人生；梁晓声新近推出了获茅盾文学奖后的首部长篇《我和我的命》，关注女性命运与成长。此外，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等小说单行本也将于年内出版。

文坛名家的新作在2021年集中爆发，再次牵动许多读者的目光。究竟怎样的故事最能打动人心？他们在创作上的坚守与突破，将为文学注入何种新的可能性？答案就藏在作品中。

余华没变，他依旧是讲故事的高手

“文城在哪里？”

“总会有一个地方叫文城。”

当余华新作《文城》的预售条目低调现身豆瓣，短短数天就吸引了大量用户涌入，标记“想读”。似乎很少有当代中国作家的新小说，能如此“吊人胃口”。余华最著名的《活着》上世纪90年代面世以来累计发行了2000万册，翻译成多国语言，多年高踞畅销榜，甚至“打败”了很多新书，《文城》能否延续这一势头还不好说，但不少先睹为快的评论家纷纷打出高分。

“《文城》证明了他依然是中国当代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从第一句到最后一句，故事牢牢抓住了我，那个让我们激动的余华又回来了！”评论家杨庆祥一口气抢先读完。在他看来， “文城”作为一个虚化的地名，承载着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以此余华扩大了他写作的地理，由北及南，又由南向北，其内在精神的指向，却是超越了地域的一种民族共同性——坚韧、信守、重义、互助。这是《文城》的隐喻，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

无独有偶，作家宁肯也为余华讲故事的能力点赞——“这部小说的叙述保持了一流水准，将叙述、交代、说明、描写、细节和视角变动，不露痕迹地融为一炉。”

从 《在细雨中呼喊》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到《兄弟》《第七天》，一批批读者一遍遍读余华的作品，从小说中汲取力量。《文城》继续在人生、命运、时代等余华曾深刻挖掘的主题上求索，书写一个人在命运浪涛里的寻找，以及一群人在时代洪流中的选择。小说以时而细腻舒畅、时而勇猛锋利的笔触，夹杂独特的黑色幽默，讲述了林祥福、纪小美以及与他们相连的各色人物的爱恨悲欢、颠沛起伏。

突破之处在于，不同于以往创作，余华把故事背景设定在前作少有着墨的年代，上溯至《活着》前的清末民初。在那个年代，结束的尚未结束，开始的尚未开始。讲述这段往事时，余华承续了民间叙事风格，不动声色地融入魔幻色彩，牵引出军阀混战、匪祸泛滥的时代之殇。

评论家丁帆感慨： “在任何灾难面前，人类只要人性的底线尚存，真善美终究是会战胜假恶丑的，这才是人‘活着’的真理性，唯有悲剧才能深刻地阐释出这样的人生意蕴。”而从故事里望回去，看到的是我们走来的路。余华写的是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活着”的故事。

以小写大，致敬命运洪流中的平凡个体

有作家聚焦宏观历史图景，也有作家将聚光灯投向平凡个体。即将推出单行本的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从清代袁枚的“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进入，以一位淮扬名厨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他生于东北的冰雪之地，记忆却从因避难而被携来上海寄居的亭子间开始。

新故事的地域版图，继前几年的《向西，向西，向南》和《红豆生南国》后，再一次走出作家最熟悉的上海，扩展到纽约、扬州乡下和哈尔滨。变化中的不变在于，新长篇依然聚焦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小说浓缩精粹了经历过那些时代的千万普通人的人间生涯。男主角姑姑家的白糖、油、棉线、香烟的定量购买，酱瓜、饼干、豆腐乳、冰蛋、香肠的克己自用，以及肉蛋鱼票、烧菜时的精细搭配，生活的智慧在作家笔下有了审美性的提升和深刻的内涵。”在评论家程旸看来，历史不光是由大人物、大事件构成，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为了生计的精打细算，才是历史本身的基石所在。王安忆以小写大，在具体事件中体现史诗性，这是她驾驭重大现实题材的超强能力。

梁晓声也在《我和我的命》中对“命运”倾注了深切关怀，他以擅长的现实主义笔法，通过两个80后女孩的奋斗故事，折射时代变迁，记录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小说冷静看待“命运”，既相信命运、热爱命运，又努力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社会关系之和。恰如梁晓声所坦言的——我写“人世间”热气腾腾的生活，更写人内心深处刻骨的孤独；写人与人的爱恨情仇，更写人与自己相依为命。命运有不可违拗的决定作用，人的奋斗和自修自悟也有能够改变命运的强大力量。

梁晓声不断在小说中构建“善好”的空间，评论家李敬泽评价，对文学创作来说，这是真正的难度所在——文学解构伦理是容易的，而建构，太难。作家的“迎难而上”，恰是保持了对这个时代的向上向善的书写。

“火”上荧屏之后，他们的新故事愈发令人期待

近年来，文学界与影视界亲密互动，诞生了一大批高品质之作。比如，根据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的长篇小说《装台》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剧在央视播出后，好评如潮，观众从中品味到“烟火气中的陕味人生”；前几年，根据周梅森同名小说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亦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荧屏上“火”了之后，他们的新故事愈发令人期待。

好消息传来：陈彦即将推出长篇小说《喜剧》。该新作延续了《主角》《装台》的题材构思，为行业小人物立传，以喜剧笔法写就丑角演员的悲喜交织、跌宕起伏的生命故事。《喜剧》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人间万象——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诸般际遇所致之起落、成败、得失、荣辱……并于此间表达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关系的理解。陈彦曾如是分析角色心路——“他们不因自己永远处身台下，而对供别人表演的舞台持身不敬，不因自己生命渺小，而放弃对其他生命的温暖、托举与责任，尤其是放弃自身生命演进的真诚、韧性与耐力。他们永远不可能上台，但他们在台下的行进姿态，在我看来，是有某种不容忽视的庄严感。”

《人民的名义》编剧、原著作者周梅森的长篇小说新作《人民的财产》，也将于今年上市，小说讲述了华福公司董事长面对市场与管理的压力，积极解决企业问题，处理外部关系，将京州华福带出困境的故事。

正如业界专家所说，这些名家新作虽然题材各异，但无一例外都在观照时代浮沉与人心悲喜，这是文学写作的永恒母题，也代表文学该有的精神和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