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欧阳黔森短篇小说《血花》

　　贵州省文联主席、贵州省作协主席欧阳黔森擅长把握大题材、主旋律，近几年来，先后创作了《雄关漫道》《二十四道拐》《花繁叶茂》《伟大的转折》等一系列巨制长篇电视连续剧，引起了中国影视界的轰动，也为贵州影视创作增添了无尽的光彩。欧阳黔森在大制作方面有着辉煌的业绩，但在中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也独具匠心。本刊本期推出的欧阳黔森短篇小说《血花》就是其中一例。

　　《血花》篇幅很短，仅五千余字，所描写的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发生在野外地质队的一个车祸事故，如果作为一般小说创作者，决不会将此事件作为小说题材来描写、来挖掘，甚至担心写出来后，会遭到人们的质疑，引起非议，从而使小说功败垂成。但欧阳黔森在创作这个短篇小说的过程中，没有描写这个事故发生的过程，也没有向人们呈现当时那惨烈的场面，而是把笔触放在了汽车出发前，人们盼望团圆的心情和归心似箭的场面，因而使小说有了沉重的色彩，给读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力量。

　　小说《血花》描写的是野外地质队员完成钻探任务后，在大年除夕这天，急切盼望回到队部基地与父母、妻儿团圆的场景。不巧，除夕这天天公不作美，纷纷扬扬下起了雪，大雪阻止了汽车下山，也阻断了钻工们回家团聚的路。作为野外地质分队长，为安全起见，他不敢派车，也不能派车，并指派采购员小王去附近买猪来杀，以改善生活、就地过年。但一年四季没有回家的钻工们归心似箭，相信从部队转业、并在地质队开了十年解放牌汽车的老杨有过硬的驾驶本领，纷纷要求顶风冒雪也要回去与家人团圆。小说在描写钻工们的情绪时，其言语、其心境着实令人动容：“身材高大力大无穷一只手能提动二百多斤钻杆的钻工罗老三，一把揪起分队长的衣领说，老子不在这里过年，不行老子走也要走回去，不就是一百六十多里路么，老子走到大年初二老子也走。”“小王说，去年回家，一进门老婆还认得我，可我三岁的儿子叫我叔叔。你说队长，你总得让我回去给儿子亮亮相吧！”

　　在这种揪人肺腑的场景下，司机老杨一直处于痛苦而纠结之中。老杨是地质队的一员，一年四季在野外值班，他深深了解地质生活，也了解地质队员思念家人的浓烈情感，在明知有安全风险的情况下，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小说这时写道：“老杨坐在一节圆木上，心里很难受，他是深深地理解大家的归心似箭。”“老杨一支接一支地埋头抽烟，地上已丢了十几个烟头。嘴已抽得有点麻木了，他才抬起头来。不抬头则已，一抬头吓了他一跳。原来他以为大家已陆续散了，结果几十人都围在他的身旁，大家也不说话，几十双目光对着他。”这几十双目光，既是对老杨驾驶技术的信任，更是对回家的急切渴望。老杨再次陷入了沉思，在心里痛苦的进行着最后的抉择。“半小时过去，地下又丢了十一支烟头。当第十二支烟头被老杨摔在地上弹起来又跌下去时.从老杨牙缝里咬出一个字：‘走。’”这个“走”字，饱含了司机老杨对钻工们的理解，也饱含了老杨宁愿冒风雪危险，也要把钻工们送回去与家人团圆的决心。

　　小说写到这里，野外地质工作的艰苦、钻工们渴求与家人团圆的心情以及老杨奋不顾身也要担当的形象跃然纸上，给人一种壮怀沉重的震撼。

　　然而，结局却是一个悲剧，分队长所预见的安全事故还是发生了。在大雪飘飘的山路上，司机老杨为了避免汽车滑向万丈深渊，他毅然驾车朝山壁撞去，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一车人的安全。小说没有描写这个经过，也没有触及善后的事宜，而是笔锋一转，写道：“二十年后，《中国地质矿产报》文艺副刊登了一首诗歌，诗是分队长的侄儿子写的，标题叫《血花》。”从诗中，人们知道了当年事故的发生，也知道了这一痛彻心扉的车祸并没有给老杨带来英雄、烈士之类的称谓，而只留下了一块“小心路窄坡陡、曾出恶性事故”的记事牌。

　　司机老杨的去世，无疑是令人心痛的，但老杨冒险违章驾车下山留给我们深思的，决不仅仅是一个安全事故，而是这个事故的背后，留给我们对地质工作的艰辛、对人性、人格、情感的诸多思考。正如《血花》一诗最后写道：“多少年过去，每当老队员从这里经过，眼睛总被那朵鲜艳的雪花灼痛……”

　　读完《雪花》，让人心生沉重。《雪花》所描写的每一个地质队员，都没有高大上的塑造，也没有让人敬仰的英雄，而是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的人物，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生活中一个个鲜活的形象，都是身边的你我他。欧阳黔森正是抓住了地质工作中常见的生活片段，艺术地再现了这些普通人群的朴实情感，作品才因此有了让人回味的余地，才有了撼人心魄的文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