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的起点、文体与意义

颜同林：熟悉您创作经历和道路的读者都知道，您在创作起步阶段便尝试从各种文体开始练习，最早的作品集是1994年的《有目光看久》，此书由贵州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我没记错的话，书的封面以蓝色为基调，由贵州文坛前辈蹇先艾先生题签。内容收录了散文、小说、诗歌等大量作品，这种多样化、多文类的文学创作实践，对您今后的创作有何深远影响？

欧阳黔森：《有目光看久》这本集子，是我的第一本小书，收录的是我早年间创作的一些散文、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贵州省内外各报纸杂志刊登过的文艺作品。这本册子现在市面上已很难找到，我有时间偶尔还从书柜里找出来翻一翻，像个久别重逢的故人一样值得回忆。当时收录的都是短文章，以短小、精悍为原则，五千字以上的文章都没有选录进去。这本书呈现的是我早期写作时期的样子。我在文学道路上蹒跚学步的时候，就开始了各种文体尝试，诗歌也好，散文也好，小说也好，都斗胆地写一写，没有多少顾忌。那时年轻，有梦想，胆子也很大，自以为文学创作很简单，都想露几手。慢慢也开始写长一些的文章，好玩、冒险，以为随便一写就会发表，如果出名了还会改变生活。尽管初生牛犊不怕虎，但还是碰了不少壁，桌子上曾经堆了不少退稿信，但是我不怕失败，往往是推倒重来，直到能不断发表，路子更顺利了。现在回忆起写作之路，确实有一种美丽的冲动的感觉，有苦有乐。还有一些作品是在地质工作之余突然有了灵感，忙拿笔记下来的文字，那时的想法是总想多写多练，总想闯出一条自己的路来。看着陆续发表的大小文章，内心的那种愉悦感、成就感溢于言表，现在回想起来都会发出会心一笑。

很多作家都回忆过自己的早期创作，都很兴奋、难忘。一个作家早期的文学写作，是一种难得的经历，不可重复的经历，具有尝试、练笔、探索的性质。记得那个时候的文学创作题材主要有以下几类：一类是咏叹青春、爱情的，抒发人生梦想的，真是豪情满怀；一类是写贵州独特的风景、风光以及周围人情风俗的，有人有故事，多半都是真实的；还有一类是记录贵州地质工作生活的，我对地质工作熟悉。那时写得很苦很多，也很快乐，立足的是身边的生活，也一直没有离开贵州地域来写。

颜同林：您的早期创作确实很特别很重要。记得在一些创作札记之类的文章中，发现您对诗歌创作情有独钟，最近几年还频频看到您在《诗刊》《星星》《边疆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诗作。您如何看待诗歌的大众化与小众化特点？您觉得诗歌创作对您的精神视野意味着什么？同时，我还发现，在您的小说创作中也常杂糅进自己创作的诗歌，形成某种互文性特征，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欧阳黔森：诗歌是大众的还是小众的，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比如“平民化”和“贵族化”的对立，比如“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的论争，等等。在我看来，诗歌是心灵的回声，首先是写给自己的。诗歌表达自己瞬时的微妙思绪，或者伤春悲秋，或者哲学思辨，带有“私人化”的味道，它传播范围有限，不必苛求大众的理解。但小众化的诗歌会走进艰涩难懂、自我陶醉的死胡同，也可能远离时代、脱离人民生活。我个人倾向于大众化的诗歌，如果要问我的诗歌观，那就是主题鲜明，立意独特，想象力强。这样便于广泛地反映现实生活，背后有生活的坚实基础。诗歌只有走向人民大众才有生命力，只有反映时代精神才有震撼力，像我写的《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贵州精神》《民族的记忆》等，都尝试这样去写。

我最初发表诗作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写得多，写得疯狂，后来写得少了，但一直都不曾真正放下过。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关乎心灵，关乎个体，也关乎社会，是对社会生活最集中的反映。写好诗不容易，读到一首好诗真是一种美好的精神享受。诗歌创作拓展了我的精神世界，提升了我的审美品位，是我兴之所至时刻的一种情绪释放。

我有一些小说糅进了自己的诗歌，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以前读章回体小说，都有以诗为证的内容，有诗歌作为小说的补充，现代小说家如沈从文等的小说中，也有一些作品插入了山歌等内容，无形中受到影响，自己试着去写，为小说的叙事平添了几分诗意，多了诗性的品质；二是借助诗歌，使得小说主题得以凸显甚至升华，传达出某种情感倾向，因为小说的内容和诗歌的内容，有相同的方面，可以合拍。这是一种尝试，使得小说叙事具有两个声部，共同完成主题表达的意图，算是一种文体形式上的探索吧。

颜同林：您的《十八块地》发表在《当代》1999年第6期，被评论界视为走上专业创作的一个标志。《十八块地》包括《卢竹儿》《鲁娟娟》《萧家兄妹》在内，在您的作品集结中，有时出现在散文集中，有时出现在小说集中，在文体上有某种模糊性，您如何看待这种模糊化现象？作为您转型时期带有突破性的代表性作品，这一作品的内容与您早期的知青农场经历相关，您如何看待这段经历的重要性？

欧阳黔森：《十八块地》是我对地质农场知青经历的回忆，是写实的，里面写的都是曾经发生的故事，人物也是以我熟悉的朋友为原型的。一开始是想把它当成回忆性散文来写的，但写出来一看，有故事、有情节，人物形象也立得起来，称它是小说也没什么过不去的。在《当代》发表作品之前，我也发表了很多文字，但这是我第一次在全国重要的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带有创作起点、发轫之作的意思。小说和散文这两种体裁有一些模糊性、交叉性，不好严格地区分，记得其他一些作家的创作也有这种现象，在小说理论上还有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的各种说法呢！

我时常说，每一个作家都活在自己的时代里，都生活在特定的地域背景中。我出生在贵州铜仁一个地质工人家庭，青年时代又在地质队自办的农场里待了几年，这段经历、这块地方于我是有重要意义的，养成了我直言、乐观、吃苦的性子。地质农场的生活虽然艰辛，物质条件也很简陋，但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帮助、扶持，发生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所以我并没有觉得有多苦。现在回想起来，那段记忆多是美好和欢乐的，感情也是真挚又纯粹的。我用笔写下自己的青春，写下那段艰难却美好的岁月，不只是《十八块地》，在我的长篇小说《非爱时间》里也有关于农场生活的描写，毕竟对于我来说，那是一种别样的财富。

从小说到影视：沉甸甸的收获

颜同林：据我的阅读所及，您有二十多个短篇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当代》《十月》等众多刊物上，虽然从数量上看并不是太多，但每一个都写得很有个性，属于少而精的类型。著名批评家孟繁华主编了“短篇王文丛”，有您的短篇小说集《味道》，也是一个有力的说明。按您自己的说法，您最为看重的是短篇小说，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有何经验？近几年您的短篇小说创作发表很少，今后在这一方面有什么新的设想？如何看待短篇小说作为自己创作的标识这一问题？

欧阳黔森：在我的经验中，短篇小说可称得上是一种快乐的形式。有几个原因，一是短篇小说本身篇幅短小，或是生活的一个片段，或是一个小故事，就构成了它的主体。也不需要耗费太多体力，构思好了一挥而就，往往在兴奋点还没消失的时候就已经完成了。二是短篇小说是自由的，没有太多限制，题材灵活、精要，一刹那的想法都可以变成现实。作家只需要抓住故事的爆发点，靠“片段”或者说“爆点”取胜，炫目得很。三是写好短篇小说，在文坛能站得住脚。中国文坛也好，世界文坛也罢，就有一些作家靠短篇小说成为大师。比如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中国的蒲松龄就是。鲁迅在小说上也只有《呐喊》《彷徨》两部短篇小说集，但谁也不能否认鲁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四是在贵州文学史上，短篇小说一直是长项，比如蹇先艾、何士光，都是靠短篇小说牢牢地站稳在文学史上，谁也否认不了。

短篇小说虽然篇幅很短，但内容也可以多，可以杂，也很集中。现在大家的阅读时间都越来越少，短篇的优势就很突出。它就像浓缩液一样，提供的营养是一样的。我经常和文友们聊天，对于作者来说，短篇是一口气写完的；对于读者来说，它还必须能够让读者一口气读完。

像我的《断河》《敲狗》《有人醒在我梦中》等短篇小说，经常得到读者的好评，能让读者记住你的一些作品，很不容易了。我很看重我的这些文字，以后愿意继续把短篇小说写得更好一些，更精一些。

颜同林：与短篇小说相比，您还有近十个中篇小说发表，譬如《白多黑少》《水晶山谷》《八棵苞谷》，譬如《村长唐三草》《武陵山人杨七郎》等，都是十分耐读的作品。对这些作品，哪些是您最为满意的，为什么？您认为中篇小说的难度在哪里？

欧阳黔森：我比较满意的都是那些地域性强的作品。众所周知，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同样，越是地域的就越是不可重复的。我的中篇小说，数量上也同样不多，但每一篇的内容不同，写法上也很不相同，相同的则多半是以贵州题材见长，承载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贵州地域文化具有自己的特点和鲜明个性，对文学创作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这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蹇先艾、何士光的众多小说，都是反映黔北的生活，像蹇先艾的《水葬》《在贵州道上》，何士光的《乡场上》《种包谷的老人》等，就是非常典型的代表。在我的中篇小说中，比如以武陵山脉为背景的《村长唐三草》《武陵山人杨七郎》，以苗岭喀斯特地貌为故事生发地的《八棵苞谷》，都融入了贵州地域文化，山区生活典型，人物真实可信，也是我比较满意的。

中篇小说是一种比较适中的文体，长短适中、节奏适中，自有一份优雅和从容在里面。一方面，它能够张弛有度、收放自如，另一方面，也有较高的艺术自由度，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同时也有约束性，让作家既不拘谨，又不肆意。小说的长短，不仅仅是以字数的多少来区分，而是应该从完整性角度来划分。中篇小说是为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而存在的。中篇小说写作有难度，不能轻易写好，因为一个好的完整的故事，需要起伏的情节，需要典型的细节，也需要丰满的人物。

颜同林：与中、短篇小说相比，您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已经有多部作品问世，从《非爱时间》到《雄关漫道》，从《绝地逢生》到《奢香夫人》等。每一部长篇小说的题材都不雷同，有都市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少数民族题材等。整个长篇小说创作，您觉得与短篇小说相比，有什么文体的优势？以后还会写什么题材的长篇小说？做了哪些积累？

欧阳黔森：很多优秀的作家写作都不是一上来就可以驾驭长篇小说的，都需要经过短篇、中篇的磨炼、积累，一步步过渡到长篇。这个过渡的阶段比较漫长，但这是一种飞跃，一种实质性的由蛹到蝶的飞跃。我个人的创作经历是从诗歌、散文开始，慢慢到短、中、长篇小说创作的，遵循着由短到长的写作过程，所以深知这个过程的重要性。

长篇小说有历史叙事的时间长度，有社会历史的纵深空间，讲究故事结构、人物关联，体量很大，也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实力。与短篇、中篇小说相比，长篇小说可以“藏拙”，考量的因素很多，综合性最强。比如写长篇小说，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并不会集中到一点上去。

以后有机会我还会继续写长篇小说，继续走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以贵州本土题材为主，比如乡村振兴之类的题材。贵州文艺工作者必须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好贵州故事。

颜同林：从小说家身份到编剧身份是一个过程，有些作家很顺利，有些相反，您属于前者。自从2006年推出20集连续剧《雄关漫道》以来，您一头扎进影视剧创作，编剧、导演、制片人各种身份都身体力行过，编剧或制片的影视剧在全国影响力很大。您是如何看待这种转型的，其中又经历了哪些最为艰难的过程？

欧阳黔森：十几年来，我从事编剧的影视剧很多，经历相当丰富，还有好事者赐我“金牌编剧”的头衔。但是，我更喜欢小说家的身份，中国当代作家多数都不太愿意介绍自己是编剧。这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值得思考。从事编剧工作是偶然的，最初我是被动介入，记得第一部影视剧是《雄关漫道》，是贵州省委宣传部委派给我的重要创作任务，后来像《绝地逢生》《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等电视剧也都同样如此。所以在一些场合，我总说自己是一名文化战士，有义务接受省里安排的创作任务，时刻像一名战士一样，在等待号角吹响，一旦听令便跃出战壕冲锋陷阵，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作为一名文艺界的士兵，除了有态度，还要有情怀，有担当，有使命感。

颇为艰难的编剧经历，要算我接受编剧《雄关漫道》任务的那一回。2006年是长征胜利70周年，省里决定将我与陶纯的革命历史小说《雄关漫道》改编成同名电视剧，向长征胜利70周年献礼。没有退路可走了，压力可想而知。我是初次踏入影视圈，没有经验，时间也十分紧迫，我与陶纯写了又改，改了再重写，几番下来，拍摄和剧本修改几乎同步进行。开机后我就待在剧组，从小说到剧本，一共两个多月极其紧张的编剧生活，自己各方面超常发挥到了极限。那些日子我瘦了15斤，大家开玩笑说我减肥成功。值得欣慰的是结果很好，《雄关漫道》于2006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引发了社会的轰动效应。被誉为史诗片《长征》的姊妹片，填补了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这一影视题材的空白。后来，《雄关漫道》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全国电视“金鹰奖”、“飞天奖”等大奖，至今想起都很提气。从这之后，我编剧多了，获奖也多了，为贵州打造出《绝地逢生》《奢香夫人》《二十四道拐》《伟大的转折》《花繁叶茂》等15部。当然，在编剧、导演、制片人的工作中，经历的人与事特别丰富，酸甜苦辣都有，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

写小说和写剧本差异很大，需要不断变换创作思维。从作家到编剧的身份转变，最艰难的应该是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如何保留原著的精神、意图，不走样，不变形，最为关键。

颜同林：电视剧和电影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您都有不少力作出现。譬如电视剧有《绝地逢生》《奢香夫人》《伟大的转折》《花繁叶茂》等，电影有《旷继勋蓬遂起义》《云下的日子》《幸存日》《极度危机》等，您在题材上是如何做到出彩的？其中多半都是贵州题材，具体原因又是什么？

欧阳黔森：我觉得这些影视剧的题材之所以出彩，首先要艺术感觉敏锐，时代感鲜明。重要的一点是要创新，有现实生活深入体验，揣摩广大观众的心灵需求。一个成功的编剧，首先应该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穿透力。我曾有一个归纳，就是影视剧不能缺乏深度、缺乏广度、缺乏温度，如果缺乏这三样，作品就没有灵魂了，不可能引起广大观众的共鸣。

选择贵州题材，直接的原因是我长年累月在贵州生活，经常深入生活，扎根贵州乡间，对贵州的历史文化、地域背景、现实状况了如指掌。贵州拥有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对之进行挖掘、整理和创新，就能源源不断得到资源和力量。像《奢香夫人》《伟大的转折》《花繁叶茂》等剧就是这样。

奏响文艺主旋律：为人民写作仍在路上

颜同林：最近几年，在脱贫攻坚报告文学领域，您也有不少作品问世，在《人民文学》头条就发表了四篇，产生了积极重要的影响。《江山如此多娇》是202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我十分偏爱这本报告文学集，预测今后会有持续性的影响。在此图书的封面，印有三行字：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向人民报告——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中国作家协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学界对这部集子有哪些评价，在全国同类报告文学中有什么特色、价值与地位？这一题材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有何时代关联？有哪些创作时经历中的故事印象特别深刻？

欧阳黔森：《江山如此多娇》这本书，是我最近几年花大力气用心创作的，读者反响很好，我也很高兴。2021年6月，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贵州省作家协会、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联合在北京开了一次研讨会。一批著名评论家、出版家齐聚一堂，给我很多鼓励，至今回忆起来十分温暖。这里，我想借用两位评论家的话来回答。一是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他用“大题小做、大道至简、大局有序、大情显实”四句话来评价。二是《文艺报》原总编辑范咏戈的看法，说《江山如此多娇》是一部脱贫攻坚的进阶之作，是一部聚点成面的贵州扶贫图鉴，是能够留下来的、也是不可替代的一个珍贵的文本。谢谢评论家们的肯定与鼓励，也谢谢读者的肯定与认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家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报告文学作为文艺轻骑兵的文体优势，真实、广阔、多维地反映现实生活，真正在讲好中国脱贫故事、塑造时代新人、描绘农村变革等方面大展身手。记得在2019年，中国作协开展“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全国遴选组织了25位优秀作家参与这一工程。很幸运，我就是这些作家中的一位。这几年，我大部分时间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跟老百姓在一起，脚上沾满泥土，作品散发出泥土的芬芳。

记得在毕节海雀村采访，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扶贫干部去贫困户家，反反复复去了15趟，但老大娘还是不认识他，因为老大娘96岁，老糊涂了。我就问他，我说你去了15趟，老人家都记不得你。这名干部说了一句话，他说她不知道我是谁没关系，因为我知道她是谁。这句话非常感人，反映了扶贫干部的生活，是奉献、是无私。我觉得扶贫干部真的不容易，他们也是上有父母、拖儿带女，但是在脱贫攻坚一线，他们处处为老百姓谋福利，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这样感人的人和事多得很，数不过来啊。

颜同林：党的十八大以来，贵州处于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来自省内外的作家以此为题材，创作了大量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真实、广阔、多层面地反映了贵州脱贫实践。在这一主战场，您不但有重要的报告文学问世，而且还有特别的一点，就是将报告文学改编成了同一题材的影视剧，也产生了轰动效应。您在报告文学与影视剧两者之间如何取舍、结合？在驾驭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和同题材的影视剧方面，积累了哪些经验？

欧阳黔森：在将报告文学改编成影视剧方面，已播映的是《花繁叶茂》，在央视播出后赢得了全国观众的喜爱，题材聚焦于遵义花茂村的脱贫致富。我觉得在改编过程中要做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充分融合，制作要精良，电视剧在承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宣传教育与大众娱乐并重，在两者之间寻求到一种新的平衡。

影视剧是视觉艺术，报告文学是语言艺术。报告文学的特点是非虚构，强调真实性、现实性、当下性。它是生活化的，可以通过画面、声音再度艺术化。这几年我在报告文学的创作过程中，目睹了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脱贫攻坚战中，那些奋斗在一线的党员干部、致富带头人等典型人物有血有肉、可歌可泣的故事，以及普通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这些人与事，以及脱贫攻坚的精神始终感动着我。将他们搬上银幕，让更多人知道，就是接受了一次次灵魂的洗礼。

颜同林：在您的文艺创作领域，贵州题材、贵州元素是最为典型的。一有机会，您更愿意走村过寨，深入乡村、厂矿，用双脚丈量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您在调研采访中，是如何做到与文艺创作结合起来的？在我看来，这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又十分接地气的创作路子，您乐在其中，忙在其中，有什么鲜明的时代特征？

欧阳黔森：作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进行文艺创作时要时刻谨记自己的历史责任。文艺工作者要紧贴时代脉搏，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将双脚踩在大地上，才能出精品力作。在贵州文艺界，我们积极推动文艺“沉下去”，组织文艺工作者投身“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也是这个目的。作为管理者与服务者，我也是尽量身体力行，接地气，靠作品说话，带动文艺风气走到良性轨道上来。讲好贵州故事，也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这样才能创作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颜同林：及时敏锐地捕捉时代脉搏，正面回应社会的重大关切，在您的文艺创作中都比较突出，您认为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如何将自己的个性、品格融入创作？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与大家分享？

欧阳黔森：主旋律文艺涉及文艺工作的立场、价值，也涉及文艺工作者的历史观、人生观等重要问题。什么是主旋律文艺呢？就是符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艺作品。有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文艺作品的内核心，作为生命个体的精神支点。归根结底就一句话，我是谁？为了谁？文艺工作者要牢牢记住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