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如何书写新时代乡村社会新格局，是肖勤创作的问题导向。在脱贫中体验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在治理中理解基层社会的行政伦理，在日常生活中透视纷繁的家庭伦理，肖勤的创作描绘了新时代乡村脱贫致富、基层治理和家庭生活的新格局,从而为乡村文学提供了特定而复杂的美学经验。

关键词：新时代；肖勤；乡村文学；叙事伦理；美学经验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而乡村社会一直是20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20世纪以来的乡村文学叙事，经历了从早期宗法制的乡村社会结构、中期政治文化话语形态到晚近回归主体自觉的发展阶段，实现了从被拯救、被启蒙、被医治到自我拯救、自我启蒙、自我医治的历史性跨越。但我发现“70后”作家肖勤的乡村文学，与20世纪整个乡村文学的创作主题比较，它自有其独特而独立之处。肖勤既没有写乡村生存者思想的愚昧、麻木而落后的精神状态，也没有触及到知识者的启蒙与拯救，更没有刻意营造乡村诗意化的田园生活氛围，相反，她准确地把握了新时代乡村生存个体本真的生活世界。肖勤曾坦言：“乡土叙事一直是我的目标与方向。”诚然，肖勤对自己的写作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判断。她在绘制乡村普遍生存镜像的同时，在更大层面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导向——把故事的背景落笔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层面，透视乡村社会的脱贫现象、治理能力和家庭生活，并积极回应新时代的呼唤，参与新时代的社会建构，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伦理和美学经验。

一、贫困与脱贫：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

作为一位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获得者，肖勤的写作是想给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当代乡村社会，重构“一个灵动的、鲜活的、与泥土一样富有的多种生命元素的农村。”在20世纪中国乡村文学中，就不乏有写农民贫困的广泛题材。20世纪中国乡村文学中不乏书写农民贫困的作品。然而，像鲁迅、蹇先艾、王鲁彦、彭家煌、许杰、许钦文等作家更侧重于书写农民落后、愚昧、野蛮的生活习俗，废名、沈从文、汪曾祺、张炜们则偏向于以抒情的眼光构筑诗意的乡村大地。前者重在揭露与批判，后者重在眷恋与讴歌。与此不同的是，肖勤却从如何脱离贫困走上富裕道路来书写乡村农民的生存伦理问题，真正打开了当代农民生存的心灵密码。作为一种价值判断，贫困是建立在一定的标准之上，具有广义上的现实意义。所谓的贫困就是“在一个特定社会里，一种连基本或正常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的状态”。在谈及乡村的物质贫困时，肖勤避免将个人大量情感融入其中，严守贫困的原初状态，以不加任何修饰的叙述天赋，让读者自由穿梭于想象的生活中，将一种情怀直抵人的心灵深处，既注重对个体物质贫困的描绘，又满怀宽广的胸襟接纳、理解个体试图摆脱物质贫困的心灵世界。

在物质贫困的背后，还隐藏着农民复杂的情感。肖勤小说并非只关注物质生活的贫困，而是在基于物质生活贫困的基础上来挖掘和探讨个体精神的发展、心理变化，以及人生命运。“贫困也有与别人相比显得寒酸的意思”。 显然，肖勤并不着意书写乡村农民物质生活的寒酸，而是把“勤奋耕作以求丰产看成是首屈一指的美德和做人的最基本义务”。《棉絮堆里的心事》触及到乡村个体的物质贫困问题，但作家更倾向于讲述个体耕种的人们憧憬的美好生活。主人公得发是村寨上公认的“懒苕”。他的房子破旧，无法遮风避雨，即便如此，他却视若无睹。他不注重个人卫生，村民与他保持距离，连身边的小狗都嫌他臭。得发最现实的问题就是等着政府的救济粮来解决温饱。其实，得发本质并不懒，在母亲病死后，他意识到了自己艰难的生存处境，立志要改变当前的贫困状况。最后在村民组长苏华二的启发下，得发逐步摆脱了物质贫困，建立了新房，还被当地政府树立了典型——脱贫致富的好榜样。肖勤并不是一味地去揭露乡村民众的物质贫困现状，而是牢牢把握住农民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抓住人善良的一面，真正处理好物质与人的精神关系，透视出人类生存的本质。

“追求物质形态意义上的‘发展’，构成了中国作家乡土叙述的重要结构性力量。”只有战胜精神贫困的毅力和力量，超越苦难，才能摆脱物质贫困，抵达人生的彼岸。肖勤“以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来超越苦难，这无疑在拓展乡村苦难叙事的思想空间的同时，又提升了它的审美品格。”《笨时代》叙述了打雷只身漂泊异乡打工的心酸历程，读后无疑给人带来心灵的震撼。进城打工仔打雷和城市姑娘央央在都市偶然相识，然后央央爱上了一无所有的打雷。令人欣慰的是，央央与打雷决定在一起，并不是以物质来衡量个体的价值，而是看中了打雷内在的发展潜力和美好品格。肖勤小说中的各类人物，无论命运多么悲惨，地位多么卑贱，在日常生活中都表现出一股生存下去的勇气和信心，继而捕捉人生希望的光芒。“在她的文学世界里，以朴素的乡情作为基础和底蕴，这种底蕴，再加上温婉、细腻的体悟，自如灵动的表达，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形式。”

作家的责任与担当不仅书写乡村贫困的生存状态，还在于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穿透力书写农民渴望摆脱贫困生活的美好理想和价值追求。而长篇纪实文学《迎香记》无疑是这一主题的有力佐证。建构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倾向，以文艺回应脱贫攻坚的主旋律，注重文艺与时代的结合，塑造新时代的美好人物形象，是这部作品主要价值取向。邓迎香这个人物形象是新时代的真实再现。她带领村民奋斗十余年，实现了从摆脱贫困到建设美丽乡村，从脱贫致富到实现乡村振兴的历史性飞跃，树立了新时代麻怀一道坚挺的脊梁，开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精品就在于它以特有的艺术方式，反映时代生活和表现时代精神，使其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志，并在反映时代的发展要求中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时代变革和进步中起到应有的作用。”无疑，《迎香记》在书写贫困与脱贫致富的时代印记中，深刻地展现了乡村社会的生存伦理和欣喜图景。

肖勤在书写农民从物质贫困走向致富道路的美好心理时，也没有否认生存个体被物质生活所扭曲的人性。《金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金宝因为喜欢农村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何小芍，每天借口去柜台前存款和取款，以此填补精神的空虚。但碰巧的是这时何小芍突然在晚上被杀害，派出所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金宝。当金宝被派出所抓去审问后，又确认不是他作案而被释放，然而这可给金宝造成了精神伤害。而郑老四借此怀疑派出所对儿子刑讯逼供，在没有满足物质要求后决定上访。可是，郑老四上访却被他人利用，以上访的名义多次诈骗钱财，从而扭曲了人性。郑老四的这一行为，“无不揭示出物质制度、物质秩序和物质观念对于人性存在的根本制约性、改造性和毁灭性 。”肖勤成功地揭开了这层物质主义表象的面纱，将人性的目光直接抵达人们现实的生存伦理世界，深刻地揭示生活的另一面。

二、乡村与治理：乡村基层社会的行政伦理

“乡村是国家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场域，乡村社会的安定和谐和稳健发展依赖于良好的乡村社会治理。”而乡村治理又与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密切相关，同时，村民在参与乡村治理过程中也起到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乡村治理和乡土变迁，不仅关联到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系列问题，还是作家创作重要的文化资源。当然，作家通过对乡村生活的体验和想象，把乡村涌现的社会现象，纳入文学的创作中，不是去探讨地方治理的具体实施路径和方法，而是以艺术的形式透视乡村基层社会的伦理维度。就肖勤的文学创作而言，主要涉及到在乡村治理背景下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基层干部、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叙事伦理，而最核心的是基层干部的乡村治理与村民生存的复杂关系，并对这些基层干部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同情。

在书写乡村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方面，彰显基层干部积极引导和广大村民踊跃参与。不可否认，“农民是生态环境治理的实践者，开展自下而上的农民参与模式将成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关键。”而《水土》可以说是乡村治理的一部标志性长篇小说。小说叙述了村上因办厂过度追求物质利益导致严重的环境污染继而直接威胁到村民生命的故事。肖勤把叙事的着力点放在乡村个体生存心理的层面，去挖掘村民孙修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理想情怀，剖开其复杂而焦躁的心理活动。原来，孙修民内心充满一种难以诉说的愤懑和疼痛心理，因为寒婆岭上何西的造纸厂影响了村庄，森林植被遭到大面积破坏，水质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失去平衡。无论大人还是小孩，都患上了不同程度的癌症。最后，在村民们和党委政府的共同努力下，造纸厂终于关闭，乡村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村民过上幸福生活。可以说，生态环境“是农村发展和农村生产生活的基本条件，本质上反映着农村社会人与资源、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和谐共生之关系。”

肖勤通过文学创作的形式，以鲜明的问题意识，写出了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表现出的心灵焦虑和精神苦痛等复杂心理状态。《水土》不仅叙述了乡村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工作，还重点讲述了徘徊镇武装部长老张的乡村治理情怀。作家没有把老张模式化和类型化，而是以一位地方官员的眼光去揣摩和洞察老张在具体的乡村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格力量和美好心理。他在行政岗位上，无论遇到任何困难，总是毫无畏惧地冲在前面。尤其是徘徊镇发大水时，他主动冲在一线捞取受灾民众看得比命还重的牲口、衣柜、脸盆等常用的东西。“乡村治理的核心是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农民与基层干部的关系。

我们从肖勤中篇小说《云上》可以看出，基层干部在具体治理乡村社会中，也会面对诸多复杂的日常生活问题。何秀枝的私生子王德才在学校欺负同村儿子岩豆而反遭杀害，于是何秀枝以此为借口利用岩豆漂亮而单纯的姐姐荞麦作为诱饵献给乡党委书记王子尹，以便自己实现转正成公家人的愿望。出乎意料的是，何秀枝转正不仅没有成功，反而在新上任镇长黄平的严格治理下败露了事实真相。毫无疑问，伦理精神具有整合、化解乡村官与民之间矛盾的功能。“它一方面给人以精神的享受和抚慰，使人心灵有序，保持健康的社会认知心态；另一方面，给人以精神的激励和策动，使人态度积极、乐观地迎接各种人生挑战，创造人生价值。”而肖勤恰恰要表达的是，她以真切的生活感受和生存体验，写出闭塞乡镇基层干部在具体工作中表现出的敏锐而细致的治理能力，同时又通过具体事件来揭示个体伦理精神的社会现实意义。

肖勤往往把人作为类人的存在来探讨基层干部的传统伦理道德精神和乡村治理的主体性表现。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作家对基层干部格外地充满同情和理解，而不是一味地暴露和批判。《返魂香》中某政府办公室副主任老季，本来能写一手好文章，而且个人综合能力又强，可是在职务升迁过程中屡次失败，而综合能力并不怎么样的下属王启祥反而受到重用。老季很快意识到传统清高的心态并不适合现实生活中的权力法则，于是，长期孤独、焦虑的心态回归正常，自由的心灵得到有效奔放，真正“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肖勤紧扣新时代，并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挖掘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精神伦理，以艺术化的真实恢复基层干部的真实面貌。肖勤始终站在乡镇干部立场上思考问题，写出他们的治理理想和复杂情感。短篇小说《少一截》叙述了基层干部的精神苦难，以及陷入困境后无法摆脱的精神状态。小说主要围绕某城管局纪检书记马俊与妻子墨墨之间的家庭关系进行叙述。事情的原委是妻子墨墨患了肾衰竭，而作为乡镇干部他却无钱继续医治妻子的病。按照官场的叙事逻辑，他有条件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钱物，但是他却把这种权力上升到一种道德境界，从而守住了心灵的伦理道德底线。

肖勤的创作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个体心灵的自我拥有和守望。《所有的星星都有秘密》主要叙述了基层干部的日常生活。生与死，苦与累是基层干部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造成作者不断思考人生的基本元素。我们站在外围的角度看基层干部，往往给他们负面的评价，但实质上并没有真正深入到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在权力的运作和较量过程中，面对基层复杂繁多的工作，所有的付出并不可能完全得到认同。肖勤善于发现基层干部的疼与痛，生与死的隐秘心理，“考究各种生命感觉的真实意义。”平塘镇党委书记老汪本来有提拔到县委做副县长的希望，后被人举报超生因而失去了机会，但是恰在这时突发脑溢血而离开人世，这时，人们又仿佛对这一行为深表内疚。肖勤善于抓住基层干部的复杂心态，把持他们的精神动向，尽量去发现隐藏在深处的人性的灵光。

三、家庭与生活：冲突美学与正义的修复

家庭与日常生活的伦理关系，是乡村文学叙事的焦点。肖勤常以切身体验来传达出个体生命的迹象，书写家庭日常生活的矛盾与冲突，并让人间正义得以修正和弥补。肖勤在表现家庭伦理时，有着清醒的价值立场和独异的美学原则。“文学应该要有一定的伦理意识和道德关怀，并肩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这方面，肖勤是毫不含糊的。在全球化语境下，作家试图写出现代乡村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背离与反叛，透视出父子、夫妻之间隐藏着对立与冲突紧张的矛盾关系，这种超越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深层次叙述，传达出当代作家对普通家庭生活伦理的深切思考。

肖勤尊重个体的生命，让作品中的人物在社会环境中自由的飞翔，不受任何约束，试图还原人物生活的面貌。《亲爱的钻石》叙述一个乡村中巴车女售票员七巧如何实现自己的愿望，又如何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奋斗终被丈夫误会而遭遗弃的悲惨故事。七巧从小失去了母亲，与父亲相依为命，集勤劳、质朴和善良等品格于一身。她与金子结为夫妻，他们经过共同努力终于拥有了自己的中巴车，并拿到了线路牌。可是，多疑的丈夫打破了原本温馨而宁静的家庭生活。他怀疑七巧以出卖身体为代价换取线路牌，进而对七巧进行辱骂和殴打，最后，身心受到伤害的七巧怀着金子的孩子毅然回到父亲的身边。

肖勤深刻地感受到了乡村伦理美好的一面，也体会到了乡村伦理关系的错综复杂。《霜晨月》叙述了父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父亲庄二伯是蒙摆县莺闹村很负责的村干部，他往往为了集体而舍弃了家庭。他不顾妻子怀着孩子，要求她出工为集体修水渠，即使遭受儿子的阻止，也要出工，最后导致妻子死亡。在修村公路过程中，儿子又不得不听从父亲的决定，把妻子的坟墓移走，这又加深了父与子之间的矛盾。可是，村公路修通了，而父亲庄二伯却死了。最后，“我”从父亲的所作所为到父亲去世，才彻底读懂了父亲。“乡村文学的操持者们如何从制约他们的重围中脱困而去让农民这个庞大的阶层澄明和照亮，去把握农民、把握乡村、把握农民的心灵世界并且以恰如其分的文学形式来表达，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是我们当下的乡村文学要思考的问题。”显然，肖勤在这里真正把握住了农民和农民的心灵世界。肖勤有意识地把这种家庭伦理关系转移到更为广袤的、异常复杂的且具有集体性质的公共审美空间，来凸显庄二伯事事不为自己考虑的牺牲精神和可贵品质，这样直抵人的心灵深处，让人类的美好品质得到诗性的张扬和传达。

肖勤的家庭伦理叙事不局限于家庭的内部，还呈现出外化的审美倾向。也就是说，她在关注普通家庭内在的生存伦理和矛盾冲突的同时，还把这种伦理关系延伸到外部世界。《长城那个长》看似写官场的权力问题，实质上作者把它建立在官场权力的外围，以外围的视角去观照乡村与城镇两种不同层次的家庭生活方式。肖勤秉承着写实的文学精神真实地书写消费文化语境中资本与权力对乡村民众个体伦理价值的影响和冲击，把朱大顺和大紫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苦难心理有效地表达出来。他们是一对普通的夫妻，丈夫朱大顺中师毕业后分配到偏远的乡村教书，但强烈的事业追求与现实的具体处境产生强烈的反差，在三番五次请求外调无望时，他毅然辞职进城发展。小说叙事的重心恰恰不在这里，而是紧紧抓住朱大顺与同学孙平之间为婚外情而苦恼的道德伦理进行全面审视和评判。朱大顺临时充当了孙平的角色，与孙平的情人谢洁玲一起，继而引起了妻子大紫的不满。虽然社会需要道德和理性来维护日常生活，但谢洁玲个人的情欲在作者的艺术世界中获得了宽容和理解，从中表达了作家对个体生命和理想的尊重与理解。

人性道德伦理的抗争与个体的忏悔，心灵的守卫与道德伦理的审美实践，成为肖勤小说家庭叙事伦理的又一议题。在这方面，长篇小说《守卫者长诗》值得我们重视。徐解放原本有着和谐幸福的家庭与事业，他凭借煤炭老板雄厚的经济实力通过不正当途径让儿子徐月冒名顶替了徐明月读了大学，毕业后回到真如县任常务副县长。尽管徐月官运升迁顺利，但是内心的纠结和矛盾始终得不到化解，他让临时工徐明月转正做了警察，以此作为回报，弥补过失，这反而打破了徐明月宁静的生活。在作家的叙述中，徐明月是文本叙述的重点，也是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线。徐明月一生是不幸的。他与父亲大闹矛盾，毅然把农村老家分给自己的房子卖了作为高考补习的费用，即便如此，也未能改变其人生命运。他经受一次次人生的打击，录取通知书被徐月冒名顶替，让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成家后他发现妻子鲍丽娜与徐明偷情，这给他的家庭带来了危机。这种错乱的伦理关系可以说直接造成了徐明月的家庭悲剧。鲍丽娜没有让徐明月过上幸福的生活，反而和徐月耍诡计把他抓进看守所。这不仅仅让徐明月遭受人格的侮辱，还造成了他心灵的伤害。幸运的是，徐明月在东门长安这里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东门长安是作家塑造的理想人物。他是传统伦理道德与现代价值有效对接、融合、贯通的实践者、守卫者。他不仅守望着课堂教学，也守望着徐明月的日常生活。尽管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是他们超越了普通的父子之情。他在患肝癌临死之前把责任转给儿子东门家平，要求儿子继续照顾徐明月。作家在这里并没有过度拔高东门长安这个人物形象，而是通过具体行动来展示他的精神力量和人格魅力。

与《守卫者长诗》不同的是，长篇儿童小说《外婆的月亮田》穿透现代都市生活的迷雾来思考乡村家庭伦理关系，并有意识地通过乡村生活来消解家庭伦理叙事的美学冲突，试图建立一种符合传统乡村生存的伦理法则和生存秩序。小说以叙述外婆外公一生的情感故事为主体，以散文化的笔法书写儿童对乡村生活的美好期待，里面穿插大量地方民族民俗文化，给我们提供了一幅宁静而悠远的乡村生活图。外婆有机会进公职人员系统，但她钟情于外公，与外公在农村厮守一生。外公有文化，性格急躁而不失纯真和善良，两人一生磕磕碰碰，始终秉承着传统乡村家庭伦理文化，然而，当外公去世后，其他老年人相继离开人间、青年人逃离乡村时，传统民族乡村文化也随之消失。肖勤似乎也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失去故乡，唯有文字能够记住永不消逝的精神园地。这部儿童小说以一颗纯洁的童心去编织他们心灵的温度，思考生活的难度和展现生存毅力的硬度，从而展现出肖勤乡村文学叙事伦理新的审美艺术风格。

四、复杂的乡村：文学的伦理精神与美学认同

肖勤的美学经验一方面来源于乡土作家鲁迅、蹇先艾和何士光无意的馈赠与授予，另一方面更多地来自于作家自我的乡村基层生活体验和文学艺术天赋使然。肖勤对乡村生活不是简单而泛化的书写，对人物的塑造也不是随意的价值判断和道德裁定，而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在城乡异常复杂交织的网络中以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美学经验还原生活的本真，表现出对个体生存伦理的认同和对生命价值的重视，真正实现生活体验与美学经验的对接、融合，并上升到一种独特的叙事伦理维度。通过对肖勤作品的阅读，我以为她富有创造性的美学经验和美学形式在于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审美理想，紧紧抓住乡村人民的物质贫困、基层干部的复杂心理以及家庭伦理矛盾与冲突几个方面进行冷静的思考，把隐蔽在当代乡村生活的另一面呈现出来，透视人性的复杂，揭示出他们不幸的生存命运，继而建构起国家层面上的价值观念。

肖勤没有把过多的笔墨放在客观的环境描写上，而是倾向于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和探索，以及对各类人物生存苦难的体察和理解，字里行间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肖勤的文学叙事伦理体现出一种真诚而独特的价值观念，以此获取当代社会认同。“叙事归根到底属于一种以故事为核心的传播行为，”而叙事伦理又是依靠生活体验中的具体活动场景来呈现，以宽广的胸怀去拥抱整个乡村社会，以独到的眼光审视人民群众的精神内核，以体贴的心态去接纳和抚慰基层干部的现实处境，从而体现出作家独到的人文情感和道德伦理精神。

肖勤在繁杂的日常工作中，面对不可抵御的物质主义的诱惑，以及复杂人际关系的纠缠，并没有放弃对自己做人底线的把握和生命的思考，依然站立在高处，保持独立的个体生活姿态和人格风范。同时，她不断在现实生活的体验和想象中，固执地滑入精神的轨道上，参与人生的思考，把脉人们普遍存在的道德伦理和人性内涵。比如中短篇小说《我叫玛丽莲》《丹砂》《艾蒿地》《笨时代》《灯台》《亲爱的钻石》《好花红》《亲爱的树》等等，作家善于从不同角度去剖析人物的性格特征，把对艺术的想象寄托在具体人物身上，从而获得心灵的抚慰和富足。文学作为特殊的精神表达，衍化并升华为作家生活的体验和感悟，并让这种文学想象在生活体验中得以凝练和提升。肖勤很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随着社会生活阅历的丰富，肖勤的创作题材领域越来越广泛，问题意识也越来越敏锐，并不断从变化着的乡村社会体制及行政机制的内在结构中去探索人的普遍心理状态和价值伦理。

毋庸置疑，肖勤对乡村生命伦理有着清醒的认识和独到的美学判断。《我叫玛丽莲》主要叙述了槐花沟子村孟大庆的女儿外出打工成了失足女后患上了乳腺癌的悲惨故事。在故事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玛丽莲肉体上的疼痛，更重要的是那种在精神上永远无法弥合的心灵创伤。肖勤并没有把玛丽莲写得很绝望。玛丽莲的父亲去世，母亲肝硬化，弟弟正在读书，自己预感到生命的垂危，但肖勤似乎让医生给玛丽莲找到了生的亮光和出路。

近作《去巴林找一棵树》写了一名资深大夫在患上白血病后对生命伦理的认识和看法。小说由生命联系到爱情和亲情之间复杂而难以割舍的关系，托孤成为黄栀子的一块心病，但是与她有着紧密关系的男人都拒绝了她的请求，他们鼓励黄栀子要像巴林沙漠上的一棵树那样坚韧地活着，把自己活成一棵树。这或许正是这篇小说感人的地方。而《亲爱的树》主要写了一个老实而本分的工人照野在时代起伏过程中经历了一段凄凉的人生故事。小说的故事非常简单，人物也不复杂。但是小说的题目富有诗意，而且也充满强烈的情感色彩。树与照野之间产生了某种关系。树无疑预示着生命的延续，给予某种象征意义。作家给予照野无疑“是质朴的感情，不是由上而下的俯瞰般的‘关怀’意志。”

当代文学创作越来越需要有强烈责任感的作家，而读者更也需要具有哲理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很强的文学作品。这就要求作家敢于以永无止境的艺术探索勇气去写人民生活最需要的篇章，以敏锐的思想去思考人民的生存问题，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去抨击阻碍人民要求进步的力量，进而创造出丰富多彩、内涵深厚的文艺作品。肖勤的创作内容丰富，自觉或不自觉地写出了与自己生活体验密切相关的黔北乡镇生活，展露他们的生存伦理、价值形态和精神表现。她无论是写乡村普通农民，还是写基层干部，甚至家庭关系，都以饱满的情感参与人物的对话，尽量去写出每个人灵魂深处的积极和善的一面，并对传统伦理精神和道德秩序进行重新编码。

肖勤对乡村具体人物和基层干部精妙绝伦的叙述，写出了个体真实的存在，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转型期关于个体的伦理道德和生存现实。肖勤的创作不仅关注现实民众的生存命运，还把目光放在历史的深处，挖掘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生存法则和民众心理。短篇小说《丹砂》以“我”与堂祖公的对话为故事的主线，生动地传达出仡佬族对生命的朴素看法及其对民族文化有效阐释的故事。“我”从骨子里传承了丹砂的文化，而堂祖公一生都在替人冲傩驱魔，他的离去并不意味着仡佬族文化的断裂，相反，作家以青少年“我”为叙事视角，对仡佬族文化进行叙述，寄托了年轻一代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接受，理性地重构了历史生活的图景。

如上所言，文学叙事既有对现实生活的如实体验和感受，也有对历史的想象性思考。《好花红》是从历史题材中汲取营养，回归到历史的深处，以花红为叙事主人公，展现父辈的恩怨和个人的情感经历，由此牵扯出来的战争、政治、时代与主体的复杂关系。小说既写人也叙事，在地域环境——湄潭与大娄山之间展现个体在特殊历史时代的生命力，以期寻找历史的公正和道德伦理的力量。这既具有深厚的地域历史社会文化结构背景，又融入了作家现实生活的道德伦理思考，体现出丰富的社会学的想象力。

通过阅读肖勤的作品，我们认为她始终带着一个写作者的良知和一份坦荡的胸怀，聚焦乡村生活，透视个体在脱贫致富中的生存伦理，理解基层干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复杂的情感，透析普通家庭日常生活伦理的精神世界，注重探索并厘清乡村叙事中苦难与光亮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测量泥土的脉络和温度，直抵心灵深处的内驱，进而挖掘出当代乡村生活某些闪光而具有永恒精神品质的美好人性。“作为时代风貌的见证，乡村书写为不同阶段小说的变化提供了具有时代性的特质。而其所具备的传承性与变异性特征则预示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将为乡村小说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选择。”无疑，这也是肖勤乡村文学创作的题中应有担当。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

张羽华，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西南大学文学博士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现任长江师范学院教授，兼职硕士生导师。目前主要从事地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与乡村戏剧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