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建森：欧阳老师好！祝贺您的《江山如此多娇》获得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这部报告文学作品聚焦贵州的五个贫困地区，以此为缩影，记录了贵州脱贫攻坚的艰辛历程。您为什么选择这些地区作为切入点？

欧阳黔森：贵州是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其贫困人口之多、搬迁人口之多名列全国前茅，在国家14个特困连片山区中，贵州的武陵山脉山区和乌蒙山脉山区榜上有名。截至2020年底，贵州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000多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92万人搬出大山。我常年在脱贫攻坚一线走村过寨，与老百姓们促膝谈心，进行了细致入微的田园调查，以眼见为实的采访见证了“精准扶贫”带给山乡的巨大变化。

之所以选取乌蒙山脉、武陵山脉连片贫困区域中的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遵义市播州区花茂村、遵义市正安县红岩村、铜仁市万山区朱砂镇、安顺市紫云县沙坎村作为重点书写对象，是因为这五个村庄浓缩了贵州脱贫攻坚战中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比如在海雀村，我看见连绵不断的群山绿树成荫，当年光秃秃的山头和大风一起就沙尘漫天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森林覆盖率从5%上升到70.4%，不毛之地变成了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的生态之地。海雀村的奋斗历程，浓缩了国家脱贫攻坚战的奋斗历程，也是中国农民坚韧不拔、生生不息向贫困宣战的一部史诗。海雀村有222户居民，原来大多住茅草房，年人均收入只有33元，说是饥寒交迫并不为过，如今家家住上砖混结构的黔西北特色新民居，人均收入上升到1260元，年人均占有粮食从107公斤提高到495公斤，这样的数字令人惊喜也令人震撼。

花茂村的脱贫致富，只需从这几个数据就可以看出来：2012年花茂村外出务工者多达1200余人，村中出现大量留守儿童及空巢老人；5年后，花茂村各项产业得到健康发展，外出打工者也逐渐回到村里，现在外出务工者仅有200余人。现在花茂村有1345户人家、4950人，人均收入14119元。花茂村原名“荒茅田”，意指贫困荒芜的地方，如今这里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生态美、百姓富”的模范村庄，来到这里，就给人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　　在沙坎村、朱砂镇、红岩村的数十次采访，我都是在震撼中度过的。作为作家，我一般不会轻易使用“震撼”这个词，因为有些眼睛所见的震撼，是文字无法充分表达的，仅仅使用“震撼”这个词来讲述，是作家欠“功夫”的表现。如果作家的描写能够触动人的心灵，能够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那一定不仅仅是因为落在纸面上的“震撼”两字，而是因为作家一唱三叹的深入讲述。

罗建森：在此之前，您的大量创作都是以小说、剧本、诗歌等体裁为主，选择创作报告文学的契机是什么？　　

欧阳黔森：是的，在这之前我没有写过报告文学。2017年，我正在花茂村创作长篇电视剧《花繁叶茂》，接到了《人民文学》编辑杨海蒂的电话，她约我写一篇有关花茂村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我当时第一反应是拒绝，一是那时我正在写电视剧本，确实腾不出手，二是我没有写过报告文学，怕辜负了约稿。可杨海蒂并不放弃，在她的劝说下，我只好答应。　　

既然答应了，就要写好，所以在花茂村做了细致周密的采访之后，我开始写作《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这篇报告文学。这一写，才知道要写好真难，我曾开玩笑说，我宁愿写3集电视剧，也不愿意写这么一篇报告文学，其花费的精力是几集电视剧所无法比拟的。作家嘛，讲好故事是基本功，而电视剧就是讲好一个故事，有时候被逼急了，两天就能写一集电视剧，而这篇1万多字的报告文学，我却花了近20天时间，逐字逐句琢磨，而那些支撑报告文学的数据，还要运用得当，否则就成了“报告”，而没有了文学。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是报告文学的灵魂，如何让数字灵动起来，阅读起来不显得枯燥乏味，这是我需要思考和解决的。文章写毕后，在《人民日报》整版发表(标题为《花开有声》)，几天后又以原标题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1期头条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再次邀约下，我又创作了以乌蒙山区为采访对象的报告文学《报得三春晖》，在2018年第3期《人民文学》头条发表；创作了关于武陵山区的报告文学《看万山红遍》，在《人民文学》2018年第9期头条发表，后被当年《新华文摘》第24期全文转载。之后我又陆续写了报告文学《悠然见南山》《江山如此多娇》，分别在《人民日报》《中国作家》《人民文学》上发表。　　

罗建森：您认为报告文学和其他文体创作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对写作者有什么特殊要求？　　

欧阳黔森：报告文学最大的特点是非虚构，是要注重细节的真实。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在花茂村调研时讲过：“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这句质朴的话，可谓是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理解了这句话，我在走村过寨的采访中，便始终坚持一条这样的原则：不管是谁提供什么样的资料、素材给我，不到一线进行眼见为实的访问，决不引用。善于观察洞悉是一个作家的基础本领，你是皮笑肉不笑，还是发自肺腑的笑，我当然感受得到其中端倪。有了这样的认识，我坚持与每一个相遇的贫困户促膝谈心、交朋友。可以这样说，我到过无数贫困村，见过无数贫困户，只要与他们拉开话匣子，我就没有见过愁眉苦脸的人，他们灿烂的笑容真真切切地感染了我，我的笑便也灿烂起来。有了这样的笑，我想无须再多说什么，此时与他们分享幸福和获得感，比什么都快乐。　　

罗建森：在采访和创作的过程中，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是什么？是否有感到困难的时刻，或者感到欣慰的时刻？　　

欧阳黔森：记得有次到贵州省正安县采访，得知这里的一个搬迁安置点很不错，我便突然提出要去看看这地方，让接待方有些措手不及。这是我一贯的采访原则，即“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另外，我采访的线路和目的从不提前告诉当地的朋友，在没到采访地之前，无论谁问我采访对象和目的，我都坚持不说，只说“到了再说再商议”。这样做有可能会让人产生误会，可我还是愿意这样做。我只是希望用我习惯的方法进行采访，虽然看起来随意性很强，但我却乐此不疲。　　

深入生活是我工作学习的常态，我喜欢与老百姓打交道。所谓“打交道”，其实就是一个沟通和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我愉悦。而这份愉悦，只有深入老百姓中才能体会到。我的愉悦来自于他们的愉悦，而他们的愉悦来自于党的政策、党的关怀、党的温暖。在采访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与老百姓促膝谈心时，他们的表白是质朴的，质朴的表白却令人震撼，这些话语至今在我耳边回响，让人听后内心不由得升腾起一种对共产党的热爱之心和敬佩之情。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花茂村采访时，有一位年近耄耋的老人跟我说：“辛苦了共产党，幸福了老百姓。”老人家的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细想起来却一点都不简单，因为“辛苦”和“幸福”这两个词，代表了这一时期党的形象和老百姓的感受。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如果不是和老百姓促膝谈心，我就听不到这样纯朴的心声，而老百姓这样真实的心声给我带来的不仅是心灵的震撼，更是灵魂的洗礼。　　

我在采访和创作的过程中，没有感觉到有困难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地质队员都当过，还怕搞写作吗？报告文学于我而言是一种新的文体，是一种新的尝试。欣慰的是，我的尝试获得了读者的认同。　　

罗建森：您的文学创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勾勒当下时代的画像是您的创作重点。每个创作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处理个人和时代、理想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重要命题。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您的创作理念是怎样的？　　

欧阳黔森：我想，如果一个作家，身上只带着汽车尾气，下到田间地头后也只是随便逛一逛、看一看，再进村里吃一顿农家乐，然后抹抹嘴巴拍拍屁股走人，这样走马观花，是永远不可能写出真正贴近百姓生活的作品的。真正的作家，只有充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才能写出“沾泥土、冒热气、带露珠”的文章，这就要求作家在人民群众中体悟生活本质、吃透生活底蕴，只有把生活咀嚼透了、消化完了，才能使生活变成深刻的情节和动人的形象，才能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也只有这样的作品才能激荡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