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地域环境造就的文化，在物质形态、精神心理乃至制度层面的种种差别，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地域文化。地域这个词古人用得比较多，指的是一块面积较大的地。中国最早的地图集就叫《禹贡地域图》，但地域图就是地图。过去不大用地域文化的概念来谈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词典也不收这个词。至于文艺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环境、社会习尚、风土人情，以及方言、服饰、心理等的差别，则被称为地方色彩。其实从过程看，地域文化对文艺的影响是值得研究的，而地方色彩多是从结果、从效果来看的。

一、地域文化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

每个省、市、自治区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也都在炒作这种文化。它们多姿多彩、各具特色。以贵州为例，地域文化主要有：1）少数民族文化。十七个世居民族，都有自己各具特色的文化，全国最大的苗族、侗族村寨在贵州，仡佬族百分之九十六居住在贵州。2）山地文化。贵州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平原支撑的省，过去所的“三无”，有一句就是“地无三里平”，但现在劣势正在变为优势。没有平原，但喀斯特地形地貌发育丰富，瀑布、溶洞多。双河溶洞全长238.48公里，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3）交通文化。因为是山多，贵州交通险阻，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过去官员、商人有很多是靠肩舆进出，也就是坐轿子，但那个轿子也是坐得惊心动魄的。现在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通了以后，一大特点就是桥多、隧道多，而桥梁就有不少世界之最。4）长征文化。最为人熟知的是遵义会议、四渡赤水、突破乌江、娄山关。5）阳明文化。王阳明龙场悟道就在贵州。其他还可举出一些，比如方言文化。贵州是全国极少见的不能以言识人、以言识地的省份，这个特点，反映着中国政区规划的特殊历史。像这样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在中国相当普遍，并不只是贵州才有。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能如数家珍，都会是“你无我有，你有我特”。这是大自然，是地理、物候、天象的馈赠，是祖先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积淀，总之，地域文化是极可宝贵的遗产和资源。对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地域文化至今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常听到一种说法：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里文化指的就是地域文化。但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别扭（最初提出质疑的好像是仲呈祥主席），地域文化成了配角。这是需要反思的。不说把这句话颠倒过来，起码经济和文化也应当是对等的、并列的，不应有主次，更不应当是从属关系。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地域文化是生产力，也是竞争力！而且是有根基、有底蕴的可持续增长之力。它可以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即使因为什么特殊原因濒临危机，甚至死亡、灭绝了，我们也能够在新生的文化机体内，找到它的基因。因此，发掘、保护、利用和传承好地域文化，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义务和使命。

二、文艺倚重地域四重缘由

文艺对地域性的发现与倚重由来已久。吴公子季札鲁国观周乐就是著名的例子。以至《汉书·地理志》及魏徵的《隋书·列传第四十一·文学》之后，谈论地域差异的南北对举渐成传统，直到近现代，相关的成果还有不少，如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元剧之时地》，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西方也有不少以南北对举来阐述地域差别的学者，如亚里斯多德、孟德斯鸠、斯达尔夫人、泰纳。

可以从四个主要的方面来概括文艺对地域性的倚重。第一，地域文化对人的个性气质、精神人格的养成，有潜在的陶冶和塑形的作用。自然环境、物候天象与地域历史文化既关系到人的生存历史及生产、生活方式，也关系到人对世界的感知能力与感觉能力，关系到风俗、风气、氛围等对人的潜移默化熏陶。人总是被特定地域养育并塑造的，包括他的个性修养、精神气质，都会受到特定地域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而且注定会贯穿人的一生，会一代代的传承，生生不息。第二，地域文化既然影响人的精神塑形，那么，特定的地域文化，必然会通过艺术家的创作，在其作品的内容乃至风格、风貌、风姿上有所呈现。自然地理、人情世态、风俗、风情、风物等，在其创作中既可是题材内容，也会是一种情感底色，或是一种情调意义。尤其重要的是，地域作为“空间”，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必然会有各种人类经验、记忆乃至权力关系的介入，因此不同地域历史文化与“地方性知识”的整体变迁，往往会成为独特的题材资源，比如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长征文化，多半只能在某些特定的省、市、自治区的文艺创作中才能看到。第三，有些艺术样式、艺术的流派和风格，往往也带有特定的地域色彩，或为特定地域所独有，它们在百花园中的绽放可谓异彩纷呈。比如昆曲、秦腔、豫剧之类。贵州则有黔剧，海南有琼剧，福建有莆仙戏、闽剧等。以地域命名的作家群、文学流派、画派等，从古至今并不鲜见。比如明清的公安派、桐城派、临川派之类。当代宁夏的三棵树作家群、西海固作家群，甘肃的小说、诗歌、散文“八骏”，四川的康巴作家群、巴山作家群，云南的昭通作家群，一直到近年贵州的“黔山七峰”。在绘画领域，仅最近十余年打出的地域画派旗帜，就有东北的关东画派，广西的漓江画派，陕西的黄土画派等。这也正是为什么不从地方色彩的角度，要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谈文艺的理由。第四，地域文化早已成为不同行政区划的文化名片，各地都非常注重打造这张名片，文艺更是被寄予厚望，在地域文化名片的打造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我们知道，第一次文代会以后，中国的文艺家都有了以行政区划为归宿的地域文化身份，不同于此前的社团身份或师友、同乡、同人性质的集结。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团就是按行政区划来组建的，选举也按行政区分配名额。当时南方的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广东、广西尚属国民党统治区，选举“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时，就采取了“留有待解放区名额”若干人的方式。文艺家们的地域文化身份确定之后，文艺创作聚焦地方题材、表现地域文化、反映地方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有了新的意义，那代表地方的成绩，必然会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以贵州为例，从五十年代开始，历史题材最热就是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或是反映少数民族与历代中央王朝的关系。而近些年，仅王阳明龙场悟道题材，就既有电影、电视，又有话剧、京剧、歌舞剧，至于长篇小说，省内外作家也创作了六七部之多。目前，贵州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当前这一类题材的创作更是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而所有这些创作，都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扶持和鼓励。

三、超越地域是创造文艺精品的必由之路

然而，文艺光有对地域的倚重肯定是不够的。如果说文艺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是一种必然，那同时我们也还要看到，作为人类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文艺创作本身必须具备自由、自觉的品质，如果受到地域的太多限制，仅仅局限于地域，或仅到地域为止，没有博大的胸襟、高远的志向、宏阔的视野，精深的思想，没有对题材的提炼、升华，格局、境界肯定不大，也肯定不能满足读者、观众的审美需求。文艺要倚重地域，但毕竟不能局限于地域，无论它有多么独特。古往今来优秀的文艺，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既有精神高度，又有文化内涵与艺术价值的文艺精品，一定是既倚重地域，又突破、超越地域的。而突破、超越的关键，首先在于呼应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叫“扎根本土，深植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讲话都反复强调过这层意思。

毫无疑问，呼应时代、以人民为中心，这关系到文艺创作和文艺繁荣发展的路径和原则，关系到文艺的立场、格局、境界与品质，关系到文艺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不过，在路径、原则、方向明确之后，并不等于所有问题都已迎刃而解。文艺需要分析、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很多，并且都很具体。必须在认真学习、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并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讲话的基础上，再强调两个意识，切实解决好文艺如何地域的问题。而这两个意识，一是问题意识，一是对话意识。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文艺创作过程中的问题性思维定势与心理惯性。一般认为只有学术研究才需要有问题意识，而文艺创作则可以忽略不计。似乎一讲问题意识，就有主题先行、命题作文的嫌疑。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对的。文艺创作要超越地域，问题意识必不可少。因为地域文化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彰显个性特色的同时，也可能造成自恋、自足，甚至封闭。比如现在一讲文化多元，有些学者就认为过去处于弱势地位的文化现在身份陡涨了，中心与边缘的格局被打破了，不存在了。他们反诘：难道苗族、彝族的文化中心在北京、上海不成？这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实际经不起推敲：少数民族文化的中心当然只能在它的原生、原发之地，不可能在北京、上海。但那是什么性质的中心？最多只是资源中心，而这个中心是需要走出大山，到更广阔的世界去交流、传播、评价、阐释的，而这样的中心很多都在发达地区、中心城市，不能在这个问题上太狭隘。所以说，文艺只有对地域性的倚重而没有问题意识，很容易自足甚至自恋，很容易流于对地域文化的外在捕捉与表现，而如此一来，文艺就容易走向清浅、单薄，走向平面化和表面化。问题意识的意义，就在于指导文艺如何从现实出发，以对地域性的发现、探询、探究、比较和质疑，来开掘题材、提炼主题、升华艺术。只有这样，才能在开阔、开放的视野中，切实解决好如何认识脚下的土地这类问题，进入良好的创作状态。

而所谓对话意识，则是指文艺创作无论对历史还是对现实，对地域还是对时代，对生活还是对艺术，都必须采取在场的而非缺席的，参与的而非旁观的态度。同时，内蕴于文艺创作中的思想倾向、情感诉求和艺术表现，呈现为一种开放式的结构，能够以小见大，能够从个别看到一般，从特殊看到普遍。有了这个基础，也就能形成潜在的、多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碰撞，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情怀，有使命感与责任感，同时还要有眼光、有志向、有深邃的思想，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有对人类情感以及人性、人的生命意志的发现。

总之，倚重地域，同时又有问题意识和对话意识的作品，往往能给读者和观众带来思想的启迪和情感的撞击，反之则可能平庸、平淡，缺少感染力。在这方面，近年贵州的文艺创作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比如黔剧《湄水长歌》。该剧取材于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最终在贵州湄潭县坚守七年、砥砺前行的办学历史。过去写这一段历史，着眼点往往是浙大师生，是知识分子。而当地的老百姓所作出的贡献则容易被遮蔽，一写就是封闭、愚昧、麻木等等，那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视角，现在写西南联大的不少作品就仍然是如此。黔剧《湄水长歌》不同，它是一个双主题变奏：一面是浙大师生在逆境中的奋发进取，另一面则是贵州官员、士绅和百姓让房、让地、让粮的鼎力助学，两个主题是对等的、并列的，不是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启蒙视角，过去还没有人这样写过。这个剧当然还有不少缺憾，但这一个主题是一大发现，是醒目的亮点。与之相比，贵州的民族歌剧《弄染之光》就要逊色一些。这个作品写的是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布依山寨，为行军渡北盘江而与布依族民间武装结盟的故事。作品有真人真事作基础，而且这个故事比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的故事要早，布依族首领陆瑞光的事迹也很感人。但作品缺乏提炼，细节太繁琐，因此影响力没有《湄水长歌》大。这个例子说明，文艺创作仅呼应时代、唱响主旋律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问题意识和对话意识。没有这样的自觉，只对地域性的倚重，就谈不上突破，谈不上超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