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国景 | 欧阳黔森佳作《天堑变通途》的多重叙事解读
近年来贵州的交通巨变,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的重大历史、重大题材,理应有黄钟大吕的文学回响。贵州是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作为贵州省作协的负责人,欧阳黔森多年来一直在致力于这方面的创作。这一次《天堑变通途》写贵州的交通巨变,有一种思接千古、启裕后昆的风格。不仅仅是表现了重大主题和重大题材,更重要是作品的那种大纵深、大视野、大气度、大格局,与重大历史、重大题材非常契合,这部作品的历史叙事、激情叙事、民族与地方叙事,不仅有清晰的脉络和不同的侧重点。而且有一种居高临下、高瞻远瞩的气魄和胸怀,而这一点,是这部作品留给人的最深印象。
《天堑变通途》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贵州交通历史的思辨性回顾。作者写李白,写黔道,说:蜀道难,再难还有道,但黔道,根本没有道。然后写奢香开驿道,写王阳明对贵州交通的感叹。这是从历史深处落笔,来衔接重大的现实主题。在这一部分,欧阳黔森的历史回顾与历史理性是交织在一起的。无论谈九山半水半分田,谈二十四道拐、七十二道拐,还是谈民国时期的四大公路干线,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思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欧阳黔森重点分析的是“册三公路”“册三精神”,他非常推崇贵州人那种扛起大道上青天的创业精神。而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是欧阳黔森划定的又一个历史段落,他认为由此开始,贵州进入了交通发展的重要时期。这样的历史段落划分,依托的是为中国交通发展的大背景,尤其是西南交通发展的大背景。稍稍回顾一下历史就知道,清末民初,贵州的战略地位虽然日渐上升,但交通形势却极其严峻。1902年贵州乡试副主考华学澜的《辛丑日记》,1911年满清贵州最后一任巡抚沈瑜庆的《由湘入黔日记》,对此都曾有生动细致的记载。那时的官员入黔,连轿子都坐得心惊胆战。抗战时期,贵州成了南来北往的大通道。但很多人仍把贵州交通视为畏途,并留下了数以千计的诗词或记述,其中包括不少出自象林则徐这样的名人笔下。直到今天,这些作品仍是研究贵州交通发展的珍贵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突出的问题是路修起来了,但在路上跑的车,尤其是国产车却很少。为此,诗人邵燕祥1954年写过一首轰动一时的诗歌,《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我们满怀着热情,大声地告诉负重的道路,我们要让中国用自己的汽车走路。如欧阳黔森所说,从1978年开始,贵州的交通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那时的主要问题是高速公路建设才刚刚起步,邵燕祥的《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就是那时写的,那是《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的姊妹篇,诗中说,我们不要牧歌/不要讲古/要的是速度!速度!速度!欧阳黔森对贵州交通的思辨性回顾,也有类似的思考,不仅视野宏阔,而且切合贵州的历史实际。在欧阳黔森看来,贵州作为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要发展高速公路困难更多,因为贵州百分之九十二点五的面积为山地和丘陵。《天堑变通途》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写贵州的变通巨变,就是一种大纵深、大视野、大气度、大格局的展开。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在《天堑变通途》的多重叙事中,还有一种文学个性的彰显。我把这种文学个性看作是激情叙事。我做过一个省里的社科重点项目,题目就是欧阳黔森创作研究,与他的激情叙事有关。我的印象里,欧阳黔森应该是一个容易被英雄壮举、被轰轰烈烈感染的作家,贵州的交通巨变当然会吸引他的目光。在《天堑变通途》中他就说,他喜欢嘹亮,喜欢攀登,喜欢行走。用他的话说,作为一名地质队员,他走遍了贵州的山山水水。虽然行路难,难于山,险于水,但欧阳黔森却说:看见山,就想攀登,每次站在高山之巅,极目眼前的千山万壑,总想放开喉咙吆喝个痛快,这其实就是一种迎接挑战的姿态,尤其是在深切地感受到了贵州是平的这句话的分量之后。亲身经历、亲眼目睹、亲自感受贵州黄金十年飞跃,面对崛起的高速平原,欧阳黔森激情迸发,他写花江大峡谷,写坝陵河大桥,写北盘江大桥,写滴水滩瀑布,都有一种激情在推动。如果说“美丽却极度贫困”让作家焦虑,那么,交通巨变带来的愿景,就会让有着诗人气质的作家变得高亢激昂、变得血脉偾张。用他的话说:峡谷无疑是最美丽的存在,但他又说:身在峡谷却不能仅仅只是峡谷的思维、峡谷的眼光,我们必须站在高处,眼光就不再限制我们的想象。这就是思辨,诗一样的语言是整个作品的一个立足基点,或者说是一个逻辑起点。
写贵州的交通巨变,立足点当然离不开地方和民族。但话又说回来,文学创作如果仅限于贵州、仅限于地方或民族,那眼界又不免狭小,这其中有一个艺术辩证法的问题。对此,欧阳黔森有着非常卓越的理解。《天堑变通途》的多重叙事,无疑是一种地方和民族的视角。但是其中又有超越性的开掘。他总是结合自己创作来展望未来,来解析交通巨变对人类反贫困主题的启示和刷新。二○○五年至二○○八年期间,欧阳黔森无数次在花江大峡谷走村过寨,曾写过散文《白层古渡》、中篇小说《八颗苞谷》、长篇小说《绝地逢生》等,后来又将长篇小说《绝地逢生》改编为同名电视连续剧。从创作的角度来写交通巨变,并且展望未来,这就是一种新的视角。同时在这方面,《天堑变通途》叙事和剪裁也给作品带来了不少新意。
欧阳黔森说:行走在黔山贵水之间,最壮观、最养眼的,是一座座形态各异、高低不同的现代化桥梁,独特的地形地貌与多彩的民族文化,造就了贵州桥梁工程和桥梁文化的种种辉煌。在《天堑变通途》的多重叙事中,就有对贵州桥梁与隧道的特别关注。欧阳黔森一面写贵州各式各样的桥梁,一面也用足够的笔墨描写了贵州的隧道。2005年12月,长达四千一百零七米的凉风垭隧道通车后,原本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翻越的七十二道拐,就已经缩短到了短短的几分钟。而到了2022年,桐梓隧道的贯通又再度成为贵州交通的标志性工程,它长达十余公里,再次穿越了娄山关和七十二道拐,成为贵州高速的隧道之最。如欧阳黔森所言,这条隧道用“大娄山”来命名,更显风格独具。在贵州,与三万余座桥梁牵手,将高速交通打造成一个整体的,正是那多达两千五百三十五条的隧道,正是因为有桥梁与隧道的连接,这才真正把贵州山地改造成了平原。
比较而言,最直观、最养眼也最博人眼球的,应该是桥梁。三万余座桥梁横卧在贵州的千山万壑之间,争奇斗艳,风光无限。它们从外观到色彩均像女性一样光鲜艳丽、各具风采。而不争风头、不显山、不显水,总在一旁默默牵手的,是近三千条隧道。相比桥梁的姿态万千与风情万种,隧道更像憨厚、淳朴、稳重的大山汉子,他们把所有的光鲜和艳丽都给了伴侣,而自己即便退缩在暗处,也总是那么自足和充实。在《天堑变通途》中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位寻常看不见的大山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