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乡名片的内涵与外延

——绥阳县诗歌创作的历史以及现状分析

摘要：位于黔北的绥阳县是贵州省的诗歌之乡，群众性诗歌创作活动开始的时间长，力度大，涌现了很多优秀诗人，是省内外评论家所关注的文化现象。笔者详尽地从绥阳县的诗歌历史，诗歌现状以及与“世界接轨”等方面，对这样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分析，既有肯定，也有对其短板的分析，分析和措施都很具体，会对诗歌之乡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一、绥阳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地域文化是指由于特殊地理环境而形成的源远流长、独立的文化，绥阳位于黔北路腹地，具有区位优势，这个优势就是：汉族文化再次地得到普及，对于贵州其他地区来说，绥阳与黔北汉文化居住地区相接壤，是一大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地理文化特色。

凡是文学艺术发达的地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地理位置位于局部经济文化中心，或与另外的大中心有着间接或直接的联系。绥阳在唐朝时，曾经是州治。后来是播州州治所在地，整整三百年左右一直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就是文明中心效应。再者是名人效应和星辰效应，东汉的尹珍，应该是绥阳讲学的最大的文化名人，往后的名人很难超越尹珍。其三是以文人以数量著称，在绥阳产生影响有影响的文化人就有一百多位，还有店子新村的诗歌传奇…..

绥阳是诗乡，“诗乡”这张名片有其久其深厚的历史由来。打开绥阳县志，亦可知绥阳在夏朝时已经人在此地居住，春秋归人牂柯，战国属夜郎，秦朝以后受巴蜀文化影响较深。有史可记载是东汉时期，绥阳文化的启蒙人尹珍在绥阳旺草设帐讲学，传授经书，推奉儒家文化。尹珍在绥阳一讲就是十五年，为绥阳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现代绥阳人追溯绥阳诗歌的历史源头，常常以唐朝为开端。唐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蒸蒸向荣时期，诗歌艺术抵达巅峰，这样的诗歌浪潮也必然会波及到黔北绥阳。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现象，无论是风调雨顺，还是战乱灾荒，文学艺术都是表达幸福和痛苦的载体。唐朝诗歌在绥阳的影响遗迹可考：清朝的绥阳儒溪书院供奉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塑像。清代绥阳人还在绥阳县城以西修筑了陈子昂祠堂。还有对唐代诗仙李白的崇拜，按绥阳现代诗人黄明仲的观点，唐代唐代这些大诗人是否到过绥阳或是曾住绥阳，无重要的佐证可考，但绥阳文化人对唐朝诗人的仰慕之情是真实的。

可以说，绥阳的文化一直是处于交流状态的， 外来的文化可以进绥阳，绥阳的文化人也能走出去。如清代绥阳文化人杨实田到遵义沙滩执教六十年，为“沙滩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绥阳地域文化来看，主要是受汉文化的影响，虽然当地文化人以及绥阳的外地文化人、官宦，都为绥阳的诗歌创作也做出了贡献。他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诗歌的强大教化作用和启蒙作用，启发绥阳民众走出荒蛮，知书达礼，注重个人修养，严律己，宽待人，走向文明的新生活。

二、诗歌繁荣逐渐成为绥阳地域文化之特点 

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未来文化仅仅是呈现，是文化的延伸。” 国学大师陈寅恪也说过：“其实文化在思想上的四层系统，有所创新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的地位。”但是，从“历史说”和“外来说”角度分析绥阳县的文学创作，从整体是不平衡，好像一条担子，一头是传统文化得到了较好融化和吸收。而对外来的文学、文化营养，则吸取不足，尤其现代诗，还未能很好地外国优秀诗歌学习，因此，要充分理解大文化概念，大文化是表现世界文明的，而世界文明是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彼此平等，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流动则生，僵化则死。绥阳的“诗乡名片”，就是在文化的流动中形成的。它的流动是历史的，也是当下的，如果可以将历史文化（尤其是诗歌），旧瓶子装新酒。装进新时代和新风气，采用白话诗的方式来表达，并在诗歌民主化方面做出有益之探索，才能更好地推动本阜写作，也会对外界产生了一定辐射影响。

从绥阳的文化气场来分析，绥阳的现代文化与现代诗这一文学样式难分难解，绥阳诗歌群在这里找到了喷发口。这样的态势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就露出苗头，诗歌创作遍及工厂乡村学校以及机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凡是能写诗歌者，都得到了一份尊重。能写诗，这是对一个人文化修养的认可，这一时期绥阳诗人飞扬着鲜明的绥阳元素，虽然的诗人们自发地继承传统，把自己的眼光对准了身边的沸腾的生活。生活是诗人们写作的原动力，传统文化中的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也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由精神，影响了绥阳代表性诗人之一——李发模的创作，他写的叙事长诗《呼声》，不仅在当时全国诗坛引起强烈反响，还被前苏联作家叶甫升科誉之为“中国新诗的里程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及如今的绥阳诗歌群的诗歌创作，笔者认为有以下五个特点：

其一，对我故土文化的热爱，具体表现在对绥阳家乡故土的热爱。如果黄明仲的《大山的生命》，对故乡的大山进行了文化审美，其中的山鸡、獐子、鹿等动物，都令读者喜不自禁。还有黄明仲的《渴望》，讴歌了故乡的原生态，讴歌了来自外界的爱心行动。

其二，对百姓人生的讴歌，对平凡事物的赞颂。如杜兴成的《深情的土地》，讴歌了平凡的小草，对节气的温暖充满了感恩。还有黄明仲的诗歌《山水永远记住》，诗歌请读者记住这些平凡人：他们是送医送药送科技的，是送书送戏送电影是，一句话，他们是农民的贴心人。

其三，人文精神的，呈现和讴歌民族的文化心灵。如杜兴成的《沉默的江山》，不仅讴歌了大地的丰饶，还对破坏环境的败家子进行了批判。有的诗人还探索了民族战争的根源，站在人类与大自然相处的和谐角度，讴歌天人合一的古老哲学。如诗人卜宗学的《手》，提示了幸福生活的可能性。诗人何居华的诗歌《圆通寺的正午》表达的是禅意，而禅意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人生哲学。

其四，表现和讴歌农耕劳动。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之一就是农耕劳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这个过程中，人与大自然息息相关。张思良的《美村白描（二首）》、刘志模的《父亲与土地》、李纹波的《春耕（外一首）》都很好地表达了这个主题。

其五，讴歌爱情和亲人之间的感情美。这类诗歌有两个特点，一是互动的，不是单方面的；二是立体的，绥阳诗人注重亲情，更多的呈现父母为子女的付出，即是表达父母的奉献精神，讴歌一种人生的正能量，如刘志模的《父亲的肩膀父亲的手》，即是如此。

三、绥阳诗歌写作群体的整体短板

绥阳诗歌群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如今，依托于地理文化优势，勤奋写作，涌现出不少优秀诗人，诗歌本身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从写作内容和客观审美上，还有很多的不足，在现代诗写作技巧上，还有很多的短板，笔者近几年通过广泛接触绥阳诗歌群，研究他们的创作，认为从写作内容和客观审美上，有自己的特点，也存在以下的不足：

其一是绥阳诗歌群，像其它地方一样，对如今的时代特征认识不足，还没能够把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入现代生活。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严重抑制了人的个性发展。绥阳诗歌表达强烈的个性奔放不够，表现强烈的追求自由的诗歌比较少。现在中国住进入了工业文明和商业文明，对迅速到来的商业文明，很多诗人思想准备不足，对现代诗歌中的现代精神发掘不够。很多诗人还是在用农耕文明的眼睛观察现代工业社会，常常会显得尴尬。

其二是缺乏对社会形态的深入思考。中国已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农耕文明固然是一种长期贯穿中国历史的文明，工业社会的合理化也是人类和自然共存的新形态。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要求对传统文化中“君子谋道不谋食”观念给以否定，从而体现人的进取精神和务实精神，升华了一百余年的农耕文明。

三是中国封建社会是重农抑商的，这影响了绥阳诗人的眼界。绥阳诗人们对商品社会的商业文明体会不够，也少挖掘。商品是中性的，并非直接产生拜金主义走向和奢侈堕落，商业文明会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很大便利，得到很大的自由。

四是表现法制的诗歌不多。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社会已经转型了，如果诗人还停留在古老的田园牧歌上，诗歌本文就会显得落后和停滞不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以及公正性，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有的绥阳诗人已经有了现代意识，如刘志模写了《家乡高速路》，对网速公路的便捷进行了表现，但大多数绥阳诗人还很少涉笔法制系统，更说不上挖掘。

五是对诗歌的文化含量缺乏自觉的认识。诗歌中的“我”，只是一个形式，一个框子，必借助诗人个体经验，在更大时空中的物象写进来，至少是把祖国和世界写进来。许多诗人只是在诗歌中抒发个人的小情绪以及个人的恩怨。绥阳的诗歌显得轰轰烈烈，但顶级作品不多，与中国一流诗人比肩的作品也不多，如与中国诗人杨练、食指、西川等相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六是很多诗人沉湎于个人的小情感，缺乏对周围生活的文化关照。其中包括爱情描写，很多诗人写爱情诗，只是写两个人之间的卿卿我我，没有折射出时代特点，就显得单薄。在反映诗乡现代乡土上，缺乏对现在生活条件下对农民的幸福的新认识，还沉湎于“一亩土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封闭描写。对于现代新民歌体诗歌如何写，缺乏探索。

现代诗的广阔度上呈现的是人的情怀。绥阳有的诗人开始关注人类，表达命运的不可捉摸，如果黄明仲的《阳光你好》，借助于对阳光的问候，呈现了人间的美景。在写作方法上。许多诗人能够采用物化方法，即是将我与物化为一种物象，从而扩大了抒情的广度。  

尽管绥阳诗歌群的现代诗写作是有特点的，但挖掘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显然是有缺点的，很多诗人还处在“群众诗歌写作”的起点，还没有进入自觉写作的阶段。对于文学创作而言，“写什么”和“怎样写”永远是重要的。从写作方法的角度说，绥阳诗歌群还远远没有抵达“现代化”，与真正的“现代诗”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具体地说，具有以下短板：

一是还不能熟练地运用现代诗的基本单位——意象。意象是诗人心象和外界物象的之间形成的具象关系，这种具象关系有的是串联关系，有的是派生关系，有的是并列关系，有的是叠加关系。在同一首诗中运用意象需要疏密有度，虚实相间，自然天成。

   二是诗乡的诗人们还不能自由地把握抽象和具象关系。在很多绥阳诗人那里，具像往往成了生活中一个场面，甚至成为现成的标语口号，难有自己的独到发现。有的诗人即使用了“孤独伤口和疼痛”这样的字眼，由于缺乏文化支撑，从整体上也单薄。

三是有的绥阳诗人过于强调押韵，强化诗歌的朗诵效果，反而影响了诗歌文本的可读性，形成了诗歌描写现实的表面化。这是值得注意的。

四是在诗歌创作上，明朗有余，隐忍不足。大多数作者喜欢用直笔直抒胸怀，缺乏隐忍。明朗是一种风格，隐忍也是一种风格，有的时候，一首诗歌“藏”的东西越多，诗歌越耐人寻味。

五是在现代诗的写作方法上，绥阳诗歌群多采用传统诗歌中的比兴手法，也有使用白描手法刻画人物精神，如黄定财的《夕阳余韵》等。诗人李发模善于创造意境，他的《站起来，站城墙》，跳跃的艺术思维，“四围的土站起来，站成墙”，就有了农户们的家。再如女诗人卜聪的《萤火虫》站在小小萤火虫的角度，展开了小虫的心境：即是为人类寻找“白天失落的太阳”，同时暗喻着人生的价值。再如徐驰的《水之惑》，完成了对水的天真的眼睛之垂怜，对水的孤芳品质也有刻划。

六是许多诗人对于具象的生活有感受，但是对抽象生活的能力不逮，所以，需要多练习具象与抽象相互转化的基本功。

七是很多诗人又在写作中过度抒情，乃至煽情，这都是需要纠偏的。抒情，控制在一定的度内，反而更有艺术感染力。

八是诗歌阅读上的陌生化程度不够，在诗歌的结构、诗歌意象、诗歌叙述角度等方面，还研究得不透彻。需要迎难精进。

四、对克服绥阳诗歌写作群体的短板的思索

诗歌创作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在动态交流中发展的。绥阳诗歌群需要在创作中与中国接壤，与世界接壤。只有与中国接壤才会有国家级的诗人出现，只有与世界接壤才会有世界级的诗人出现。绥阳诗乡的行政建制是县级，但诗歌相比较已经走在了前面，是中国县级诗歌群体中的佼佼者，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事实，但是绥阳诗歌群不能满足于热闹，需要沉下心来，与更先进的诗歌找差距。与中国一流诗人接轨，与世界诗坛相适应，这样才能走出更加清晰的脚印。绥阳诗歌群要有相应的措施去克服短板，走出绥阳诗歌的自己的道路，笔者认为可以尝试采取以下克服短板的应对措施：

第一，绥阳的诗歌进步，继续需要走出去、请进来。要请有写作经验的名家来讲学，慎请那些空谈理论的名家（空头理论会使诗人更加糊涂）。请名家，尤其是请各大刊物编辑到场，并就具体的诗歌文本向绥阳诗歌群提出自己中肯意见（如能在绥阳进行现场评点和改稿为好）。

第二，坚决破除“诗人的创作是个人现象、与绥阳的形象无关”的错误观念，对住在本县的绥阳诗人以及居住在外地的绥阳籍贯的诗人，凡是发表大报大刊的作品。都要给予一定的奖励（至少是双稿费）。

第三，允许一位诗人有自己的低潮期，在低潮期内，要给予这些诗人以鼓励和温暖，扶植他们逐步走出低潮期，步入创作喷发期。鼓励诗人以写诗为主，兼学别样，从而达到通透，比如从小说中学习叙述，从散文中学会发散思维，从评论中练习综合评析，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的土壤是文化，是一个人的文化素质，只有土壤肥沃了，才能做到禾苗健壮。

第四，需要1--5位文学创作的领头人。这样的人要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对文学青年有热心，甘于奉献。绥阳每隔三年都要选拔出本县5名重点培养对象（一般是四十岁以下），从各个方面给予重点扶植。

第五，诗歌教育很重要，新诗创作要从娃娃抓起。目前绥阳已经有了校本诗歌教材，还需要结合绥阳的风土民情，对本县的古代诗和现代诗人进行专门赏析的读本。

第六、诗歌朗诵会是普及诗歌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要组织诗人进乡村，进工厂，进校园，进机关。在基层进行现场朗诵，带动基层诗歌作者的写作。

第七，要不定时开展同题诗赛、改稿会，这是提升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可以邀请外省市和绥阳籍诗人参与，还要订阅《世界文学》《诗探索》等顶尖级刊物。对青年诗人提出读书要求，定时召开读书会，谈心得体会。

第八，成立诗乡文学创作基金会，广泛吸收本埠和外埠企业家和知名人士捐助绥阳文学的发展，扶植本县作家诗人。

综上所述，应该充分认识到，虽然绥阳诗歌创作是一流的，但真正的高手还是少，大师尚无呈现的迹象…….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能否长期保持诗歌的发展态势，需要有群众基础，更需要骨干诗人的突破。突破的瓶颈是一个克服困难的过程，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绝对不能安于现状，安于现状就没有出路。也是对诗乡这个文化名片的不负责任。绥阳诗乡要胸怀大一些：绥阳诗乡不仅是贵州的诗乡，也不只是中国的诗乡，应该是世界的诗乡。绥阳诗歌群也要胸怀大一些，眼光远一些，格局大一些。还有绥阳诗歌不仅需要“诗乡名片”的外部效应，更需要诗歌创作的精神内涵。让外地人通过绥阳诗人们的诗歌创作，看到绥阳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和蓬勃向上的奋斗精神。

绥阳诗人对新诗写作如何从局限走向自由，要有自己的清醒的认识。诗刊编辑部杨志学先生说。“只有多装着别人装着生活诗歌才有品质才洒脱，说穿了诗歌中装着世界，世界的诗坛才会露出笑脸。”《山花》主编李寂荡来过绥阳，做过《写作中的变与不变》讲座，强调文学是文化的中心，文学与人类生活之间密切关系是不变的。诗歌在表达人性的向度上，创作水平和影响力是可变的。绥阳文学创作应该是动态的（包括诗歌），与绥阳历史文化相关联，更与现代人生活发生密切联系。

笔者希冀绥阳文学创作向古代诗人学习，向外国优秀诗人学习，刻苦修炼，不求数量多，但求质量精，在诗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上找到新的突破口，走出一条“外为我用，古为今用”的道路，加深诗乡名片的内涵，放大诗乡名片的外延，取得更大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