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3月，“闯王”李自成攻破北京，明崇祯皇帝上吊煤山，明朝灭亡。同年4月，清军入主中原，时明朝部分宗室先后在南方建立了五个王朝，与清对抗，前后历时18年之久，史称南明王朝。在南明王朝初期的弘光政权、隆武政权相继仅存的两年中，贵州贵阳人杨龙友作为名噪江南的画家，全国的“画中九友”之一，英勇抗清，以身殉国。可谓蛮荒之地出蛟龙，抗清英雄显本色。杨龙友无疑为明末抗清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遗憾的是，因孔尚任的一部《桃花扇》，这位英雄却被历史误解长达数百年之久！

一、“苗蛮荒野”藏蛟龙

贵州历来为少数民族聚居地，至明代建省以来随着汉族人口的大量移入，贵州的民族成份构成开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到清代后期才形成“汉多夷少”的局面。但直到清朝贵州仍是全国18个省中是最为贫困的省份之一。自古以来贵州不是被称之为“苗蛮之地”，就是被称为“蛮荒之地”。

杨文骢，字龙友，生于1597年，贵州贵阳人。其父杨师孔，万历进士，后官至浙江左参政，擅长摩崖题写，在外地多有题刻，影响较大。此外，杨师孔还酷爱游览名山胜迹。杨龙友时常陪伴于其父身旁，年少之时便登过泰山、华山等不少名川大山，领略了祖国大好河山的魅力所在。杨龙友生长于官宦文人之家，受家风影响颇深，对自身要求甚严。无论在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或是击剑骑射上，皆勤学苦练，文武兼备。1618年，22岁的杨龙友在贵阳以第一名考中举人，不久便迎娶了当地的名门望族马氏之女、马士英之妹为妻。杨友龙妻兄马士英绘画与书法可称贵州一流水平，杨龙友与其关系非常密切，往来过甚。杨龙友中举后的第三年，天启二年二月，水西土司安邦彦挟持宣慰使安位反叛朝廷，自称为“罗甸王”。二月初九，安邦彦率军包围贵阳,时贵阳兵力非常空虚，全城包括紧急征募者所有兵力只不过七千人，而安军十余万人。当时城外援军被阻，城内断粮断水，然“军、政、民诸方合力，固守待援，终免失陷”。许多儒生积极响应号召，投身于抗敌斗争的行动中。杨龙友不甘落后，在主动请缨充当义军的同时招募兵丁顽强守城。贵阳被围时达十月之久，“四十万军民，或死或逃仅剩二百多人”。在此惨烈的战争中，杨龙友父子二人血战到底。贵阳解围之时，杨龙友率兵主动出城追击，并获得战功。时人多认为其胸怀“报国”、“起苍生”之壮志，可堪大任。

二、走出大山，入复社

贵阳解围后，崇祯元年（1628年）28岁的杨龙友随父至江南。此时明王朝摇摇欲坠，以江南士大夫为核心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文人社团——复社兴起。复社成员主要为青年俊才，人数多达3000左右。复社成员除相互切磋学问外，还主张政治改良，欲担负起天下兴亡之责任。清军南下，复社文人多参加抗清斗争。杨龙友加入复社成为早期社员，不仅与复社领袖及“复社四公子”等名士交往甚密，而且与其他社会名流也有往来。一日杨龙友拜访著名的老将军孙承宗，与各名士聚会角艺，兴高之时，孙老将军突然拿出用其所杀之敌的人头制作的杯子盛酒传饮，在座的客人皆皱眉不敢接杯，唯杨龙友将酒倒满，连饮数杯，旁若无人。由于杨龙友文武双全，多才多艺，且倜傥风流，性好结客，仗义疏财，思想激进胆量过人，一时为江南名士所推崇，成为复社中活跃的人物。杨龙友移居南京之时，正当豪情满怀之年，虽胸怀报国之志，但仕途极不顺利。在中举之后的十六年中，杨龙友曾先后六次赴京参加会试，但皆以落榜而告终。直到崇祯即位后的七年（1634年），杨龙友38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为华亭县教谕，官正八品，与训导共同负责县学的管理与课业。后迁升青田、江宁、永嘉等知县。虽其职不高，权不重，但在政绩上是可以称道的。杨龙友任华亭教谕时，为激励学子们刻苦向学，曾建“养贤堂”，让学子们于其中论文角艺。若遇家境贫困但优秀出众的人材，杨龙友必当倾囊相助。杨龙友不仅对弟子讲习经史、诗文，而且还带他们到郊野击剑骑射，培养文武兼资之才；任青田知县时，正遇倭寇侵犯青田，流窜村镇骚扰，烧杀抢掠。杨龙友组织群众、训练民兵以自卫，地方安宁得到保障。杨龙友还关心民间疾苦，常常进行实地调查，倾其所能，尽力解决民之所需。其在任仅一年的时间便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主政永嘉时，曾任监军，用兵海上，荡平群寇；任江宁知县时，当得知阮大铖欲抓捕复社侯方域等人，便连夜通知相关人员，让阮大铖的阴谋未能得逞，由此与阮结怨。后受御史詹兆恒弹劾贪污，被夺官待处，闲居南京，以诗画自娱。明末清初，诗人吴伟业作《画中九友歌》时把杨龙友列入其中。清代晚期著名的美术史家及画家俞剑华先生认为明代二千多名山水画家，能独立于临摹之外有所创新的仅数十人，杨龙友便是其中之一。

三、抗清殉国

1644年3月，崇祯帝自杀，清军入主中原。5月，南京诸臣仓卒议立新君。凤阳总督马士英以知兵而闻名。如钱谦益在《奏疏》中所说：“臣观三十年来，文臣出镇，克奏肤功者，孙承宗后马士英一人耳”。马士英以联结武将为主，拥立福王朱由崧于南京称帝，是为弘光帝，建立了第一个南明政权。马士英任东阁大学士兼都察院右都御史，仍督凤阳等处军务，并起用阉党阮大铖，南明政权实际操纵在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手中。马士英很注意收罗军事人才。杨龙友不仅是杰出的书画家、诗人，而且还具有相当强的军事才能，又是其妹夫，于是受到马士英的重用，被委以监督江防军事抗清重任，先被起用为官兵备副使，后又升至右佥都御史，总督江南沿海诸军。杨龙友认为京口（今江苏镇江）金山“踞于大江之中，地控南北，为兵家必争之地，奏请筑城以资守御，阻止清兵南侵”。并亲自带兵于长江南岸防守，驻阵金山。1645年4月，清军来势凶猛，占据了长江以北众多地区，南明王朝军队大多投降清军。为固守江防，马士英派遣六百黔军赴杨龙友处抗清。杨龙友坚守京口金山，清军不敢强渡。于是清军使诈，乘夜雾在数只空筏上置放灯火假装攻打金山，守军发炮石还击，并“以为克敌，日奏捷”，清军的实际兵力却绕过杨龙友的防区偷渡长江，当清军突然迫近岸边之时，守军才恍然大悟。仓皇之中，杨龙友所监管的常州、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率水师撤走福建，唯杨龙友率几百黔军于甘露寺与清军酣战，但兵力悬殊过大，难以抵敌，只得兵退苏州。1645年5月13日，南京失陷，福王被擒，百官纷纷投降。不久清廷派招抚使黄家鼎等五人到苏州招降杨龙友，杨龙友队伍中的一些人开始有所动摇。为安定人心，29日杨龙友“轻骑突入城中，直扑察院”，当机立断斩杀黄家鼎等人。随后杨龙友撤兵浙江处州龙泉山中，大量招兵买马，屯积粮草，广招贤能。闻旧友孙临（字武公）到台州，其人“好谈兵，善挽强击刺”，马上写书招览，授以职方主事、监军等职。同年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于福州称帝，南明隆武王朝建立。杨龙友带着队伍归顺隆武小朝廷。杨被拜为兵部左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浙闽总督。其长子鼎卿为左都督、太子太保。孙临任福建兵备副使，仍任监军。此后杨龙友等人在抗清斗争中屡立战功，曾与太湖义师吴易队伍联合在一起，两次攻克吴江县城，仅梅墩一战就杀死清军副将汪懋功，淹死清兵千名，并一度收复海盐。隆武帝对其大加赞许，将杨龙友父子喻为汉代的大小耿，即汉代赫赫有名的开国名将耿弇及其二侄守边大将耿秉、耿恭。1646年7月，清军入侵福建，浙闽之间的主要关口仙霞关的守军被暗中已降清的宰相郑芝龙调走，关口无兵驻守。杨龙友及孙临带兵火速赶往仙霞关，而此前清军已超小道先入。关口前两军激战，杨、孙二人遭受重创退到浦城而被捕。清帅多次对二人进行劝降，但皆未得逞。8月25日，杨、孙两家惨遭杀戮，仅杨龙友一家就有36人死于非命。所幸的是，在南京被攻陷后，杨龙友确信自已以后将必死无疑，当时由于其妾郗氏所生幼子鼎勋不满周岁，杨龙友让其母带回贵阳老家，才使得“其后嗣颇蕃衍”。而孙家除其妾葛嫩与之共赴黄泉外，其妻儿二人悄然出走得以幸免。“龙友死时年五十，武公少龙友十四岁”。二公就义之后，蒲城百姓把他们埋于一大树之下，并剥下树皮，将他们的官位、爵位和姓名刻于树上。后孙临的侄子经过三年的寻访，寻到此处，发现尸首已腐烂无法辨认，便将两俱尸首一起火化于东峰僧舍，后合葬于孙临的老家安徽桐城县东三十里之枫香岭，当地人称为双忠墓。杨龙友死之大义凛然，但却“可怜埋骨竟茫茫，四海九州无寸土”。

四、历史的误解

杨龙友死难殉国，《明史》将其与袁继咸、陈子龙等人列于著名抗清烈士之中，且文中盛赞“然卒能致命遂志，视死如归，事虽无成，亦存其志而已矣”。《明史》为清代官修之史书，虽杨龙友抗清之壮举在该书中的记载只留下一鳞半羽，但这足以证明时人已将杨龙友认定为明末抗清一杰之事实。然而由于杨龙友与马士英、阮大铖特殊的社会关系，使其形象及人品被历史误解数百年之久。

阮大铖，安徽怀宁人，万历进士，在晚明曾被誉为“江南第一才子”。天启年间官至给事中，先交好东林党人，后依附阉党，拜阉官魏忠贤为干爹。为人十分奸诈猾滑，“时人称之为小人中之小人”。崇祯即位后，阮因涉魏忠贤逆案被罢官，闲居于南京，整个崇祯时期一直未得出头之日。恰此时，马士英因居官挪用库银，被解职流寓南京，一住就是十五年，由此与阮结识。马与阮二人不仅是会试“同年”的关系，而且都为官场失意之士人，皆有怀才不遇之感。在当时阮大铖因是逆党，少有人理会的情况下，马士英多与其来往，两人相交密切。崇祯十五年六月，在阮的大力活动下，马士英复出仕途，任凤阳总督。随着明王朝的分崩离析，南明弘光王朝建立，马士英自恃功高甚伟。此后马士英为弘光朝首辅，权倾朝野。阮大铖得其荐举，被起用为兵部右侍郎，不久晋升为兵部尚书。阮大铖利用职权大肆迫害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1645年5月初，清军攻陷南京，弘光政权灭亡，阮大铖逃出南京后不久便以才子身份投降于清，后在清兵营中为清军将领唱曲。而马士英则与其分道扬镳，拒不降清。由于马士英对阮的重用，使马很不得人心，遭到世人的痛恨。在其出逃南京之后，沿途皆无人收留，后被清军擒杀。清将帅命令剥下他的人皮，用草填上，并将其肉一片一片割下。即便如此，由于马士英与阮大铖的关系，当时人们把马、阮共称为阉党，列入《明史》奸臣传，遭世人唾骂。如《明季南略》之《马士英特举阮大铖》一则就记载吕大器上奏所言：“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

杨龙友不仅是马士英之妹夫，而且与阮大铖还是结拜兄弟加亲戚关系，阮的女儿丽珍许配杨门的幼子作霖。马士英当权时期，杨龙友的仕途在短暂的一年中飞快地超擢，成为南明朝廷的新贵。若有人求之于马士英，则多请杨龙友讲情。事实上，马士英对其虽为倚重，但却主要是委以抗清之重任。杨龙友对马士英的卖官鬻爵，排除异已等作法并非苟同，时常拂其意，同时利用其特殊身份设法保护和营救受阮大铖迫害的复社文人，若“必致死者，龙友必委曲调护，保全盍数十计”。然而由于无论是正史抑或野史皆把马士英当成南明王朝的奸臣和卖国贼，杨龙友无奈地受到了他的牵连。而对杨龙友负面影响最为严重的要数我国古代四大名剧之一的《桃花扇》。明亡半个世纪后，世人认识的贵阳杨龙友多源于此剧。《桃花扇》由清朝著名的戏曲家孔尚任所作，成书于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桃花扇》是底系南明兴亡的一部历史剧，以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和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展开，描写东林党、复社和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奸佞集团之间的斗争，最终由于弘光帝重用权奸致使南明灭亡。剧中把杨龙友写成典型的两面派文人角色，周旋于清流与权奸之间，且在国家安危之时弃官潜逃。此角多由文丑扮演。《桃花扇》成书之后传抄甚广，公候王孙、文人雅士，无不相互争相借抄，“时有纸贵之誉”。就连康熙皇帝也急于索览。该戏演出多“岁无虚日”。随着《桃花扇》的走红，剧中的杨龙友作为一个不分是非的小丑形象也胫走大江南北。抗日战争爆发后，为激发爱国热情，《桃花扇》又一次被炒红，先后被改编为京剧、桂剧、越剧、话剧等，甚至被搬上银幕。其代表作有欧阳予倩的同名京剧《桃花扇》和谷斯范的小说《新桃花扇》。欧阳予倩认为：“我在京剧和桂剧本里头对杨文骢的描写不免有过份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借他讽刺两面派人物，也就不暇推敲。”同时，谷斯范也表白“写作是为了‘借古讽今’，故意添加了一些东西，明讽暗讥，不惜一再重复。在当时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就历史小说本身不足取。”特别突出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在我国文史领域左的思潮泛滥的背景之下，发表于1961年9月8日《光明日报》上的《从历史人物到戏剧人物——从〈桃花扇〉中的杨龙友谈起》一文认为：杨龙友“人品卑下”，“一生作了不少的坏事”。由“风流浪子逐渐变为势利小人，由帮闲逐渐变为帮凶。”杨龙友被文艺作品冤枉了，被历史误解了。我们应拂去尘埃，还他本来的历史面目。

（作者单位：贵州社科院历史所）